福建荔枝，有自己的品读方式

□赵凯

《长安的荔枝》火了。小说、电视剧、电影……还有各种解读文章，都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经典诗句生发出来。唐朝的荔枝很红，唐朝的故事也很扣人心弦。在这场关于荔枝的讨论中，福建的荔枝也频频出现，成了“长安荔枝”的对比对象。看多了之后，我不禁想说一句——这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味。

福建的荔枝，确实没有岭南来得早，更不是唐玄宗的御用贡品。它真正“出圈”，是在宋代以后，但也正因如此，它的独特之处，从来就不在“送得快”或者“味道甜”，而是在文人笔下缓缓铺展开来的那种文化气息与精神图景。

福建人爱荔枝，但爱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为荔枝立谱、写诗、唱和并用它赠友……是日常中的亲密伙伴。当苏东坡用荔枝讲贬谪中的“偷着乐”，杜牧借荔枝讽刺宫廷奢靡，福建诗人却更愿意用荔枝表达一种“我在故乡”的踏实感。他们笔下的荔枝，是田园清晨的果香，是山水之间的友情，是寄给远方亲友的香甜，更重要的是——挂在枝头、长在心里的“对家乡的爱”。

福建并不是荔枝的原产地，但自北宋起，福建荔枝凭着丰富的品种和文人的书写，慢慢在文化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蔡襄无疑是福建荔枝文化的奠基人。他在担任泉州知府期间，写下《荔枝谱》一书，被后人誉为中国最早的果木专著。书中不仅记载了30余种荔枝的名称、产地、色香味、栽种与贮藏方法，甚至连“深冬覆之，以避霜霰”“最忌麝香”等养护技巧都记得一清二楚。他用“皮、膜、形、色”为标准来评判荔枝的品级，形成了闽地荔枝研究的重要传统。

尤其可贵的是，《荔枝谱》不仅是一本理性的科普书，它还是一部情感志。欧阳修看完后大为称赞，特地为之作跋，称它“极尽物理”，把荔枝“谱”成了天下文人共同的趣味标记。蔡襄对荔枝的爱，藏在他笔下的字缝中，也藏在莆田宋家香树上流传千年的绛红中。

福建荔枝之所以特别，还要归功于另一位出自莆田的高产“荔枝诗人”——刘克庄。

这位生活在南宋中末期的“文坛宗主”，留下了40多首关于荔枝的诗作，远多于他同时代诗人对梅花、兰草的吟咏。不同于唐人将荔枝当贡果来写，刘克庄写的是生活中的荔枝。他在诗里说自己“日三百颗沃馋涎”，还自封“荔枝颠”“荔枝仙”。这一颠一仙之间，透着他对田园小趣的幽默和洒脱。

更重要的是，刘克庄的荔枝，是一种“实指性”的情感寄托。它出现在山间采果时童子的嬉笑中，出现在写给友人的次韵唱和里，也出现在送别、悼念、寄远等各种情境中。《送张应斗还番易》有句“蕉荔漫山雾雨繁，虬须客子悔南辕”，荔枝作为地貌与风物的意象，烘托着离别的背景。《挽陈岩方隐君二首》又写“荔熟今悲自擘红”，已然成为睹物思人的情绪媒介。

如果说蔡襄是谱写荔枝的“技术派”，刘克庄则是用荔枝写乡愁的“情感派”，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宋代起，福建人对荔枝的热爱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书写的传统。据统计，宋至清四朝，共有15部荔枝专著问世，其中有11部撰写于福建，比例远超其他荔枝主产地。一部《荔枝谱》，仿佛就是一地的文化年表。

到了明清，更有福建文人展开“荔枝组诗”创作热潮。屠本畯的《荔枝纪兴二十六首》，徐（火＋勃）的《荔枝咏四十绝》，谢杰的《荔枝名歌八首》……福建人不仅吃荔枝、写荔枝、唱荔枝，甚至为它起名字、比高下、分气质。荔枝已不再是果品，而是一种“故物”——属于本地、归属心灵的“文化遗产”。晁冲之《送惠纯上人游闽》“春沟水动茶花白，夏谷云生荔子红”中，荔枝红的，是一整段想象中的闽地山川；延平人黄裳写“家山荔子邀谁赏”，写的是客居异地的乡愁。

所以，说到底，福建荔枝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人精神图谱的新贡献——从福建的荔枝中生发出来了新的意象：一种理性求索的精神、一种近乡情怯的思绪、一种对家乡的自豪之情。这是其他地方的荔枝所不具有的。

在福建文人看来，荔枝的魅力，并不需要满足“千里奔命”般的戏剧张力。在福建的文化里，荔枝或许永远无法成为一时“爆款”，它并不是用来追名逐利的奇珍，而是在家门口的枝头上慢慢成熟，在朋友书信里淡淡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