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节气诗学看水韵榕城

陆游在《时雨》中以“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勾勒人与天地相契的农耕图景，这种“法天地、因自然”的生态智慧在福州这座被古人冠以“派江吻海”“九水环束”的东南都会的水系肌理中已流淌千年。其“山水格局—世俗空间—艺术表达”三重滨水景观体系的营造，始终遵循着节气诗词中蕴含的和谐共生之道，既以实用智慧回应自然节律，又以诗意匠心构建人与水的精神联结。

福州的山水骨架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古人营城智慧的完美叠合。北有莲花峰为屏障，南望五虎山如案几，东凭鼓山扼守江口，西依旗山作为后盾，闽江如青罗带穿城而过。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筑子城时，巧妙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形，将东西两湾改造为西湖、东湖，既解决了灌溉难题，又形成“二湖映三山”的景观基底，这与《时雨》中“庭木集奇声，架藤发幽香”的意境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晋代郭璞在《迁州记》中以“溪涧水来，尽归于海”点明福州水系的地理本质，这种“主楫其客，客住主在”的辩证关系，在上下杭的滨水空间中得到生动诠释：形态丰富的驳岸既是居民汲水浣衣的实用设施，又以“凹凸虚实”的肌理形成富有韵律的水岸界面，如同古诗中“家家麦饭香”的烟火气与“处处菱歌长”的诗意美，在功能与审美间达成精妙平衡。

宋代福州已形成“三横四纵”的内河网络，通过金斗门、观音闸等设施调控潮汐，使“闽江潮信”与“城市血脉”同频共振。蔡襄任太守时疏浚西湖，筑堤设闸，使“湖与闽海潮汐通，所溉不可胜纪”，这种“蓄泄有时”的智慧恰如芒种时节的灌溉节律，既顺应自然又加以引导。今日闽江夜游所见的灯光水影，仍是这种格局的当代延续，江中的中洲岛如绿珠，两岸的灯光倒映成星河，再现了古人“江天夜月”的诗画意境。

桥梁作为水系中的关键节点，更凸显了关系过程的双重性。平桥、拱桥、亭桥、廊桥构成的“九水环束”交通网络，既实现了“跨水”的物质功能，又通过“观水”“近水”的设计转化为情感媒介。当行人驻足廊桥俯瞰“双江带流”，便如陆游“爱此一雨凉”般完成了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跨越，桥体不再是割裂水岸的屏障，而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中介，恰如《淳熙三山志》中“龙骨之声，荦确如语”的拟人化描述，让无生命的构筑物成为传递水韵的生命体。

福州滨水景观的动态活力，恰似《时雨》中“四野皆插秧”的农耕场景，在物质过程中上演着人与水的互动史诗。河道沿岸的商铺酒楼、内河穿梭的舫船、津口埠头的货运往来，构成了持续千年的“水上市井”图景：渔民摇橹的动作、商贩卸货的身影、居民浣纱的姿态，共同编织出“动作者—目标—环境”的生态网络。正如古诗中农人以插秧动作呼应时雨节律，福州人以水为媒的生产生活，本质上是对自然馈赠的创造性回应。

南台岛的码头文化是福州亲水空间生动的注脚。自唐代起，这里便是“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的商埠，万寿桥（今解放大桥）的船形桥墩既抗水流冲击，又方便船只穿行，体现“跨水”与“亲水”的双重智慧。在福州“北城南市”格局中，政治空间（衙署、城隍庙）多居高处，而商业空间（会馆、商铺）沿水而设，这种功能分区与《时雨》中“农居傍溪”的布局异曲同工。

三坊七巷的“水榭戏台”是世俗空间的精华。建筑以悬挑结构“枕水而居”，观众可在临水廊榭观戏，演员的唱腔随水波传远，形成“声光水”的三重奏。这种空间设计暗合“天人共赏”的理念，与宋代“上元观灯、端午竞渡”的民俗活动共同构成活态的亲水文化。正如明人笔下“百货随潮船入市，千家沽酒户垂帘”的热闹，今日上下杭的手划船仍载着游客穿梭于三捷河，让商贾文化的记忆在水波中流转。

在福州城市景观叙事中，驳岸与建筑的空间转折更显精妙。离岸建筑以“挑于水面”的悬挑结构亲近水体，寺观庙宇沿水岸错落分布，既规避了洪水侵扰，又营造出“枕水而居”的诗意栖居。这种“既取之自然，又敬之自然”的营造智慧，与《时雨》中“老我成惰农，永日付竹床”的自嘲式顺应形成跨时空共鸣——不是征服自然的雄心，而是与自然和解的智慧，让福州的滨水建筑成为“人—水—城”共生关系的物质载体。

福州的“八景”文化将亲水景观升华为精神图腾。宋代“西湖胜境”、明代“南台夜月”、清代“闽江潮涌”，这些意象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节气诗，记录着不同季节的水文之美。辛弃疾任福州知州时所作“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将西湖比作未嫁的西施，既写尽湖光山色，又暗合福州“水城”的阴柔气质。

民俗活动则是流动的山水诗，福州人通过时序仪式，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家园，让自然山水成为情感载体。端午闽江竞渡，龙舟鼓声与潮声相合；重阳于山登高，俯瞰“江如碧玉带，城似锦绣盆”；上巳节南湖禊饮，“曲水流觞”的雅趣与《时雨》中“莺衣湿不去”的生机相映成趣。这种植根于民俗的集体活动，恰如《时雨》中“莺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的拟人化表达，将自然意象转化为情感符号。当福州人在端午时节驾舟逐浪，他们延续的不仅是竞技传统，更是古人“击壤歌虞唐”式的生命欢歌，水不再是冰冷的地理存在，而是承载喜怒哀乐的精神图腾。

榕树作为滨水植被的代表，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其气根垂落水面的姿态，与古诗中“架藤发幽香”的意境相映成趣，共同构建出“感知者—现象”的心理过程。福州人对榕树的特殊情感，本质上是对“水养万物”生态哲学的集体认同。

从晋子城到唐罗城，从宋外城到明清府城，福州的亲水景观始终遵循着“象天法地、因地制宜”的法则。从郭璞笔下“千载不杂，世代兴隆”的愿景，到今日上下杭修复工程中对历史水岸的保护性重建，福州的滨水景观始终践行“三山藏秀气，两塔锁烟霞”的格局提醒我们：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对自然的改造力度，而在于如《时雨》所咏叹的那样，始终保持着“因自然而利导”的谦卑、“与万物共呼吸”的敏锐。当现代城市在扩张中不断叩问人与自然的边界时，榕城水韵中流淌的和谐之道，或许正是最珍贵的答案。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