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书院是士人讲学授业和钻研学问的重要载体，具有敦风化俗、教化士民的功能。中国官办书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洛阳紫微城的丽正书院，在历史的进程中，福建书院实现着中华文明在闽地的落地、传播与发展。唐代陈珦的讲学处——漳州府的松洲书院，熊秘创建的建阳鳌峰书院，黄峭创设的邵武和平书院，是福建早期的重要书院。福建书院是福建文脉的具象化实存，记录着闽学道传的发展源流。

五代至北宋，中原战乱导致士人南迁、儒士入闽，促进了儒学在八闽大地的传播。这一时期，闽学先驱的讲学活动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福建书院呈现出多地共振的崭新格局。明代黄仲昭在编纂的《八闽通志》中记载：“盖闽人知学虽已久，至衮大兴学校而始盛也。自时厥后，闽之文物骎骎与上国齿，至宋遂有‘海滨邹鲁’之称。”北宋前期，侯官学者陈襄在闽中倡道，与陈烈、周希孟、郑穆并称“海滨四先生”，成为理学在福建的较早传播者。乡人在陈襄读书处创建的古灵书院，“中为堂，塑宣圣燕居像于其中，旁为祠以祀襄”。

北宋中后期，二程洛学传入福建，游酢、胡安国等学者依托书院教授理学，影响了杨时等众多学者。杨时、罗从彦、李侗“南剑三先生”的学术传承，进一步将洛学与福建本土文化结合，为闽学的形成奠定基础，书院则成为这一传承过程的重要平台。杨时作为“道南第一人”，晚年归隐将乐龟山，其讲学之地后被改建为龟山书院。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冯初心恳请为杨时旧宅创建书院，宋度宗“疏奏上深嘉纳，特奉御笔赐‘龟山书院’额，乃诏郡县拨田养士，优其后，而春秋致祭焉”。此外，杨时的弟子罗从彦在沙县创建豫章书院，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在延平创建延平书院。北宋这三所书院的学术传承，构成了闽学的师承传播脉络，为朱子理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

时至南宋，朱子集理学之大成，使书院成为闽学传播的主要阵地，同时也推动了福建书院的规范化、体系化发展。在朱子的主导下，寒泉精舍、武夷书院、考亭书院等多所书院相继创建。朱子在寒泉精舍首次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辑注释，后在晦庵精舍、考亭书院持续完善，最终形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闽学的经典文献。朱子在讲学中贯穿“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等思想，将濂、洛、关学的思想精华融入闽学，形成“集濂洛关之大成”的学术特色。在武夷书院，朱子与弟子们群居讲学、切磋学术，“四方士友，来者甚众，莫不叹其佳胜”，留下了“观善斋”“寒栖馆”等讲学场所。

朱熹在讲学中强调学子要成为德才兼备、修身济世的人才，反对单纯追求功名利禄，使闽学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弘扬。在朱子的教导下，其弟子也是女婿的黄榦创办了潭溪精舍，弟子蔡沉修建了西山书院，福建书院与闽学交相辉映，伴随福建书院在多地的创建，闽学思想从闽北辐射至福建全境乃至影响全国。

在闽学的发展中，朱子在福建书院推进宋代的理学心学之辨、道学与佛老之辨，以及王霸义利之辨，福建书院成为学术争鸣的重要场所。鹅湖会讲后，朱熹在福建书院进一步阐发其观点，通过对陆氏心学的批判，逐渐明晰了闽学“即物穷理”的立场。朱子在福建书院中阐释道学与佛老思想的差异，申明儒家道统。朱子在考亭书院讲学期间，通过书信与陈亮展开王霸义利之辩，重申儒学修德高于事功的要旨。

元代闽学发展的特征是朱子学的官学化，朝廷对程朱理学持尊崇态度，为闽学在书院的传播奠定政策基础。朱子作为闽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于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被列为国学教材；1314年元廷决定实行科举考试，并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内容之一。正如“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致祠徽国朱文公师弟子居多”所言，在此背景下，元代福建书院多以纪念朱子及其弟子为建院宗旨，其教学内容、学规仪制等均围绕闽学展开，由此形成鲜明的闽学传承特色。福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亦强化了书院的规范化管理，闽学传播成为元代政治秩序发展的重要关切。这一时期，闽学通过书院得以系统化传承，建阳麻沙、崇化等地书院刻书业的兴盛，使《近思录》等闽学典籍广泛流传，实现学术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双向推进。

进入明清时期，福建书院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始终坚守了闽学要义。明初，朝廷推崇程朱理学，福建的官办书院成为传播闽学正统的主要渠道。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传入福建，与闽学产生碰撞融合，闽学内部形成“守朱”与“融王”两派，这一特征也体现在书院中。例如，漳平心源精舍虽由湛若水弟子创建，但其依然延续了闽学“其学简易直截，不为支蔓，务归原本”的治学精神。虽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明代多数书院仍以“尊朱”为底色，“不佞欲与士之贤而秀者讲明濂洛闽关之学，以羽翼经传，既表章其遗书，使行于世”，以此培养了一大批精通理学的人，使闽学的文脉在八闽大地得以绵延不绝。

在这一时期，福建书院有效实现藏书、刻书、讲学的结合，为闽学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福州鳌峰书院藏书达数万卷，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在嘉庆年间仅经部书籍就有270部4175卷。建阳当地书院延续宋元刻书传统，刊印《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周礼集说》等理学著作，使闽学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清代是福建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闽学传承的又一高峰。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下令在各省省会设立书院，由理学名臣张伯行创建的福州鳌峰书院成为省级书院的代表，并成为清代闽学复兴的中心。张伯行在书院内设立“正谊堂”，供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还编写了《正谊堂全书》收录宋元明清理学著作。陈寿祺在《示鳌峰书院诸生》中重申“士学古立身，必先重廉耻而敦礼让”的价值观，使闽学精神得以不断传承。鳌峰书院不仅注重朱子经典的研读，还通过每月三课的考课制度，将经解、史论、古文词纳入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通经致用的人才。

这一时期的福建书院建设，从闽北、福州等传统教育中心向闽西、闽南山区延伸，龙岩州在清代建有51所书院，汀州府辖区内鼎盛时期有100多所书院，政和县新建熊山书院、东皋书院等多所书院，使闽学思想得以通过书院传播不断深入基层社会，将闽学的伦理思想融入社会治理之中。

福建书院之所以能成为闽学正统传承的核心载体，关键在于福建书院构建了一套与闽学思想相契合的文化教育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基因。在教育理念方面，福建书院坚守“内圣外王”的闽学宗旨，龙岩新罗书院的楹联“敬以摄心，莫把贤传圣经竞从口头念过；业在复性，须将天德王道实向身上做来”，遵循闽学思想的修身要求与外在的行动规范。这种教育理念，使闽学的伦理思想不仅停留在书本层面，更转化为学子的行为准则；在治学方法方面，福建书院传承了闽学“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泉州诗山书院制定“课规十则”，要求学生“温故知新”，通过反复研读经典以深化理解与认同，使闽学良好的治学风尚不断得以传承；在敦风化俗方面，厦门马巷厅舫山书院通过资助已故生员家属、倡导守节抚孤，将闽学的伦理思想融入社会治理之中。

闽学与福建书院的互动互生，使“重教化、尚气节”的地域精神通过书院的传播不断发扬光大。闽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不断激励一代代福建人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闽学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仍是当代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不可或缺的文化养分；闽学“理一分殊”的辩证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千百年来，在福建书院的琅琅书声中，闽学精神内核如涓涓细流浸润人心，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福建书院所倡导的“传道授业”“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为当下推进教育强省建设提供了鲜明的实践导向。福建书院与闽学的共生之道，书写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教研部、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