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福建古代刻书业的重要基地。据学者方彦寿所著《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统计，福建历代有名可考的刻书家共812位，其中泉州府独占98位，仅次于建宁府和福州府，位居全省第三。自唐末五代发轫，历经宋元明三代发展，至清代，泉州刻书业迎来了最后的辉煌，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泉州刻书渊源可追溯至唐末。欧阳詹等士人崛起，读书风气蔚然，使得书籍需求激增，刻书业由此萌芽。李贻孙为之作序的《欧阳詹文集》大概率是唐代泉州刻本。

两宋时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开辟，泉州文化教育空前发展，“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读书之声相闻”，也推动了刻书业崛起，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即誉南宋泉州刻书为“诸州冠也”。当然，事实上宋代泉州刻书从数量、规模上看远不及建阳刻书，张秀民先生所言实指官刻。宋代泉州官刻尤其兴盛，诸如乾道二年（1166年），泉州太守韩仲通于泉南郡庠刊《孔氏六帖》三十卷；淳熙八年（1181年），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集名工精刻《禹贡山川地理图》，是当今年代可考的最早印刷地图册。泉州提举市舶司、泉州府学宫、公使库、郡斋等官方机构也纷纷刻书，各县官刻亦盛，如安溪县设有中国较早见载的“印书局”。

元代，泉州刻书现今可考者不多。其中规模较大者，当数元大德八年（1304年）至至大元年（1308年），泉州水陆寺借用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版，耗5年之功补版印造全藏6000余卷。

明代，泉州刻书有所发展，万历年间周弘祖所编《古今书刻》中就收有泉州府刻书5种。《泉州府志》也多次修纂刊刻，仅万历《泉州府志》的版心就留下了刻工姓名50余人（20余姓）。明代中后期，泉州刻书内容逐渐多样，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俞大猷在晋江编刊其师赵本学《新刊续武经总要》八卷，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程朝京刊行《清源文献》十二卷。明末天主教传入泉州后，晋江景教堂还刻印了艾儒略所编书籍，展现了海上丝路对泉州刻书的影响。

泉州刻书业在清代中叶达到鼎盛。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的《泉州府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的《晋江县志》及清代由泉州书坊刊印的书籍统计，其刻工基本出自泉州本地，合计有300余人。刻工的多少是区域刻书盛衰的直接体现。这一时期，泉州刻工主要集中在涂门城外的田庵、淮口、后坂三个村落，人数可达数百人，其中以田庵村为最。田庵村为洪姓聚族而居，据传其先祖曾向朱熹学习金石镌刻，世代以刻书为业，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还会祭祀“祖师朱文公”，形成独特的行业传统。

清代刻书坊肆主要集中于道口街，即今打锡街与南俊路交界一带。据记载，老书坊以辅仁堂开业最早，藏版最多；其次为绮文居、郁文堂、聚德堂、崇经堂等。清末，辅仁堂因家庭析产争端而停业，聚德堂、崇经堂也相继倒闭，其书版多为绮文居和郁文堂购得。郁文堂购得辅仁堂藏版最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营业，增设分号“经文堂”。绮文居也增设“珠玉楼”。这些书坊刊刻的书籍包罗万象，既有科举应试所需的“四书”“五经”，也有《居家必备》《历书》等日用类书，还有农桑医方、星相堪舆、通俗小说、南音唱本等，以满足社会各阶层需求。郁文堂刊行了不少话本小说，其中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印的《平闽全传》六卷五十二回，便是一部用闽南方言写作、叙述杨文广平闽事的章回小说。

私家刻书在清代泉州也十分盛行。私家刻书多是刻印泉州本地文人的作品，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欧阳晄刻族贤欧阳詹《唐欧阳先生文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涵口村陈氏家祠刻族贤陈琛《紫峰陈先生文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泉人蔡应魁刻族贤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泉州私家刻书中还出现了我国近代军火科学的先驱作品《演炮图说》。此书由回族科学家丁拱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泉州刊行，并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新编定为《演炮图说辑要》，委托泉州洪文品会文堂刻印，主要述及演放火炮的方法及火炮铸造、炮台修筑、火药配方等，比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等人的著述早了10多年。

泉州的木活字印刷在清代也有发展。乾嘉年间，泉州学者柯辂曾自制活字版一副，“凡有异书，悉为刷印”。光绪初年，晋江黄谋烈也以木活字印书，其梅石山房刻本至今可见。

与其他地方性刻书中心相比，清代泉州刻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从刻书主体看，福建刻书业存在官刻、私刻、坊刻三种形态的互补与分工。建阳以坊刻为主，吸引各地官私方委托刻书，而泉州则以官刻、私刻为根基，虽有坊刻但并非主流。建阳版大多有堂号，如清初刻《陈眉公先生选注左传龙骧》的三台馆、清初刻《药地炮庄》的天瑞堂、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精绣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的永庆堂；而泉州版大多没有堂号，如乾隆七年（1742年）蔡廷魁刻印其祖蔡清《蔡文庄公集》，书无堂号，署书斋名“逊敏斋”；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印的《归田稿》，书无堂号，序末刻“泉州涂门外后坂社施唐培精刻”。这一差异正反映了二者不同的发展路径，即建阳以坊刻为主，堂号如同商标；泉州则以官刻、私刻为主，刻本较少堂号。

从刻书内容看，清代泉州刻书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既有经史文集，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泉州府学刻印的杨筠松《撼龙经》；又有小说唱本，如《平闽全传》《说岳全传》；还有军事科技著作，如丁拱辰的《演炮图说》；更有年画、门神等民间艺术作品。

从刻书传播看，清代泉州刻书的传播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色彩。泉州刻本借助海运之便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至今，日本及西方一些图书馆仍藏有泉州刻书，甚至被视为珍本。明清以后流传于东南亚华侨聚居地的《通书》《春牛图》等，多为泉州刻印。随着刻工远渡重洋谋生，雕版印刷技术也传播到南洋各地，为当地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末，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传入，传统的雕版印刷业受到剧烈冲击。辛亥革命以后，泉州木版书坊仅剩郁文堂一家勉强支撑，田庵等村的刻工有的转业，有的远走南洋。1930年，郁文堂最终关门歇业，标志着泉州延续近千年的雕版印刷业走向终结。然而，那些散落在海内外的泉州刻本，依然默默诉说着这座古城曾经的刻书文脉传承。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