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10月22日报道（海峡导报记者 詹文 崔晓旭/文 吴晓平/图)

开栏语

鼓浪屿的美，曾让世人惊叹。不是庸脂俗粉，它的美，写尽厚重人文，绝代风华。

那是彼时。此时的鼓浪屿，在飞影流光中，落了一身遗憾。天风海韵下，几声轻叹。

今年来，本报就鼓浪屿乱象，持续关注。3月，推出《迷失的鼓浪屿》；4月，推出《寻回鼓浪屿》；5月，推出《问政鼓浪屿》；9月，再度出手，推出《重塑人文社区 共同缔造美丽鼓浪屿》。

连续四次系列报道，只为鼓浪屿。为了这个沉淀百年的小岛，能重塑人文社区，能回归那个属于世界的鼓浪屿。

今天开始，本报将推出“反思鼓浪屿”系列报道。反思此前之种种乱象背后的症结，以向读者寻求对策。

拥有万国建筑风情的鼓浪屿，一直以海的胸怀，吸纳世界。百多年来，各地的人文精华在这里交融，塑造了鼓浪屿的独特人文。

令人遗憾的是，这20多年来，鼓浪屿出乎意料地经历两波集中的搬迁潮。搬迁潮的结果是鼓浪屿人文社区的衰落和人文精神的枯萎。

时至今日，有许多老鼓浪屿人、专家学者，开始反思这两波搬迁潮背后的一项政策。有专家直言，当年的一道“人口减法”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把鼓浪屿整个社区的生态破坏了，它打破了小岛的平衡。

我的无奈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沙滩的脚印，清晨的薄雾，湿漉漉的青石板，写满故事的老别墅，楼上飘下的琴声……这一切，是沈芳记忆中的鼓浪屿。

30岁的她，曾以为，自己会在岛上住一辈子。因为她太爱这个小岛。

在鼓浪屿出生，在日光幼儿园和人民小学走过童年时光。沈芳觉得，家的定义不是那栋三层楼的房子，而是整个鼓浪屿。那个小岛都是她的家，她的乐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原来在鼓浪屿工作的父母，因为单位搬迁开始到岛内上班，沈芳也转移到岛内读中学。一家三口，每天花两个多小时，往返于鼓浪屿和厦门岛。

尽管如此，沈芳和父母也没考虑过搬家。

在上海念完大学，沈芳回到厦门。她曾突发奇想，在鼓浪屿找工作。这几乎不可能，岛上已经没有什么单位了。沈芳又开始了每天的往返。只是，重回到鼓浪屿的她，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不方便。许多生活用品，鼓浪屿买不到。母亲很早就开始，每天下班，买上需要的东西再回鼓浪屿。拎着大包小包，挤公交、挤轮渡。

父母的年纪逐渐大了，母亲的腰痛日渐严重，岛上的医疗水平却越来越弱……6年前，他们最终决定把家迁出鼓浪屿，在厦门岛内买房。

沈芳清晰记得，搬家那天，叫了好几辆板车。母亲的神色有些忧伤，完全没有搬新家的快乐。沈芳也是，没有多说话。

鼓浪屿的老房子还留着，租给了外地来做生意的人。母亲特意腾了两间，不租的，打扫干净，准备偶尔周末再回来住。

恶性循环

两波搬迁潮 一连串负效应

搬出鼓浪屿的，不止沈芳一家。小时玩伴、左邻右舍，大都搬出去了，而且比她早。

在老人记忆里，这20多年，鼓浪屿经历了两波比较集中的搬迁潮。

第一波搬迁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初，厦门出台《厦门市城市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只准出、不准进”原则严控鼓浪屿人口。这便是后来经常被提起的“人口减法”政策。

搬离鼓浪屿岛的，先是岛上的返城知青，然后是房改后房子分在厦门的一拨“公家人”；拆迁工厂时随之走了一大批人；此后，鼓浪屿的政府撤销，变成了一个管委会，人大、政协这一整套班子全没了，又走了一帮人。

居民不断外迁，引发一连串不可逆的负面效应——学校缩减、医疗机构搬迁、生活设施没落。岛上的生活，变得愈加不方便。居民用了个词——“生活难”，岛上已经没有一间像样点的百货店，一些便民服务业相继关闭。“鼓浪屿上的医疗配套，只能看些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老居民董启农说，鼓浪屿的孕妇想要生小孩，只能“乘风破浪”坐船到岛内医院。有两个小孩因为来不及，一个生在了鼓浪屿码头，一个生在了快艇上。

学校没了，医院没了，生活难引发第二波搬迁潮。留守的居民，继续外迁。“人口缩减—单位搬离、学校缩减、医疗机构搬迁—口缩减”，如此恶性循环。即便是五代扎根鼓浪屿的申遗顾问、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也在2009年春节前，“挥泪告别”住了半个多世纪的鼓浪屿，搬到厦门岛内居住。

反思人口

“减法”打破小岛“生态平衡”

这20年里，鼓浪屿集中爆发的两波搬迁潮，直接指向了背后的一项政策。

时至今日，许多老鼓浪屿人，还有专家学者，开始反思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规划——“人口减法”。

一位参与了当年规划的人士回忆，厦门市政府所作的整体规划里，提出鼓浪屿要做减法。那时的鼓浪屿，“五脏俱全”，医院、学校、工厂，各种行政单位都有。当时人口是两三万人，政府的规划要减到一万到一万五。

这项政策实施若干年后，便开始有参与过当年规划的人士呼吁，不能再对鼓浪屿的人口做减法了。因为，事态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随着不断做减法，各种单位和设施都搬出来，年轻人不断向厦门市区搬迁，鼓浪屿人口减少形成一种加速度，到达一个点后，停不下来了。“‘人口减法’直接或间接地，把整个社区的生态给破坏了，它打破了小岛的平衡。”申遗顾问龚洁直言。

学校搬走、医院搬走、洗衣店搬走——小学只剩下一所；原本有三家医院，如今只剩一个卫生所。

原本服务于居民的店铺，也开始转型做游客生意，鼓浪屿的社区功能逐步退化。“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要到厦门岛内去买，每个月的生活成本要比厦门岛高三四百元。”居民陈阿姨说。“‘人口减法’还把鼓浪屿的人口结构破坏了。”龚洁说，曾经的鼓浪屿，汇聚了全国最多名人、最多有钱人，是个最具艺术气质的小岛；高素质人才和高收入群体外迁之后，鼓浪屿变成了老龄化严重的“贫民区”。

数据显示，鼓浪屿的低保人口，远远高于厦门市平均水平，甚至翻了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