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丁日昌之交谊

沈葆桢虽较丁日昌年长三岁，但都是晚清支持洋务的重要人物，他们对洋务、创办船政、闽台治理有着共同的理念，两人志同道合、知音相惜，在宦海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督办南洋海防，为了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船政不至于被守旧因循之辈所毁，沈葆桢极力举荐时任北洋帮办的丁日昌接任船政大臣。他在给清廷的上书中毫不掩饰对丁日昌的赏识，“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并说“该大臣必能恢此远谟，为南北洋生色”。

同时考虑到“船政经费万难”，丁日昌到任后必将为此掣肘，沈葆桢在赴新任前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即丁日昌到闽后，亦断不能以空拳赤手从事其间”，恳请清廷“旧欠者弥补足额，按月者解济如期”，让丁日昌能“得以展其所长”。1875年，沈葆桢致函即将继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告诉他此时的福州船政局“经费全无”，困难多多。光绪五年（1879年），身患重病的沈葆桢又举荐丁日昌会办南洋海防。由此可见沈葆桢对丁日昌极为赏识。

《抚吴公牍》是丁日昌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起任江苏巡抚期间所作的公牍汇编，沈葆桢亲自为该书作《丁雨生中丞〈抚吴公牍〉序》，时间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他刚从船政大臣升任两江总督。此时，丁日昌正在上海，沈葆桢前往探访。丁日昌便将其在江苏巡抚任上所作的公牍汇编出示沈葆桢，并邀请沈葆桢为之作序和评选。

在序中，沈葆桢首先夸赞《抚吴公牍》一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至“兴养立教、安内攘外”的施政政策，小至“雀牙鼠角”“射鱼弋鸟”等民间诉讼小事都包括在内，同时肯定丁日昌编制此书目的是“澄吏治、正人心”。

丁日昌就任江苏巡抚时，作为曾经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江苏一带“民气雕，田莱荒芜，疮痏弥望”，官场风气更是“吏治放纷，驰不可理”。丁日昌任巡抚后“创设条教，抉剔弊源”，在两年的时间里将江苏治理得“肃然井然”，沈葆桢认为这是非常伟大的成就，既能体现丁日昌“刚健笃实”的德行和“察迩见远”的才能，同时又是其“权之以人情”“参之以时变”的权变之策。沈葆桢希望后人能认真研读此书，学习丁日昌的“抚吴”策略，但同时也提醒后学者不可“拘袭形迹，分分而度之，寸寸而忖之”。

序文最后，沈葆桢再次肯定了丁日昌的才能，认为丁日昌一定可以在总理船政、福建巡抚任上作出一番事业，并为福建和船政事业能有丁日昌这样的能臣感到庆幸。

从沈葆桢所写的序文可以看出，沈葆桢十分认同丁日昌的地方治理策略和理念。事实也证明丁日昌就任船政大臣和福建巡抚后，继承并一定程度沿袭了沈葆桢总理船政和闽台治理的政策和理念。在沈葆桢和丁日昌的治理下，福建船政和闽台治理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日昌，字雨生、禹生，号持静，出生于广东潮州府丰顺县（今属于梅州市），晚年定居揭阳榕城梅林巷（今揭阳榕城区元鼎路）。1842年中秀才，第二年补廪生，此后三次参加举人考试都落榜。随后，他放弃科举，1858年初以军功赴任琼州府学训导一职。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清政府陷入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逼迫的困境中。不久，他调任江西知县，在县域治理和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中，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赏识器重。

光绪元年（1875年），丁日昌正式接任船政大臣。“目前应该办二件事：设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馆。”丁日昌向朝廷上奏说：“中国学习西法，有始境而无止境。”在就任船政大臣的五六个月时间里，丁日昌按照这两件事做了努力，也基本延续了沈葆桢主持船政期间的施政方略。

1876年二月，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开始了对闽台地方的治理。1876年十一月，丁日昌抵台巡驻，直到1877年三月底因病回闽。其间，好友王韬致信丁日昌，建议他：“到台办好二件事：‘辟地、开矿两大端，尤关至要，一以西法行之，定可事半而功倍。’”丁日昌在巡驻台湾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上奏清廷，建议统筹台湾全局，增强台湾军事力量，从速开矿、架线、筑路，以发展台湾经济。他强调应从全方位发展台湾的防御和经济，提请清廷做好有备无患的工作。

1877年八月，丁日昌因病被准回籍养病三个月，假满后他继续请病假三个月，到1878年五月，他坚请开缺离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巡抚闽台之间，劳累过度，病重所致；另一方面，是闽台地方和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对他掣肘太甚，他深感改革维新举步维艰，体力心力都难以为继，索性在揭阳家中闭门不出。他有诗歌道：“入世此碌碌，为官复为儒……行藏动得谤，名也与之俱……国恩久未报，愧此七尺躯。痼疾况绵剧，生意半已枯。”

1878年底，归隐家乡的丁日昌忽然收到清廷谕令，命令他立即赶往福州，办理乌石山教案。丁日昌于1879年一月二十二日再次到达福州，当时福建地方官员何璟等对此案已经有所办理，但他们慑于英人的蛮横，想迁就英方的无理要求，让英人继续盘踞在乌石山，将此案将就了事。丁日昌力排众议，坚持依两国条约和法规，与来福州处理此事的英国公使威妥玛辩论。处理好福州乌石山教案，丁日昌于1879年四月二日乘船从福州回到揭阳。虽然五月清廷连下谕旨，加丁日昌总督衔，命他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但丁日昌以身卧病榻为由，决计不再出山。

沈葆桢、丁日昌英雄所见略同，惺惺相惜，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为维新变法在心智和精神、情感、道义上相互支持，一起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了他们的心力。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