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教书育人的楷模

醉心讲台，催生一门新学科

1935年深秋，15岁的潘懋元还是中学生，但文学功底扎实的他被广东揭阳树德小学特邀做兼课老师。他课前做了认真准备，可到了真正上课那一天，一站在讲台上，他就紧张万分，语速变快，思路跳跃，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备课的全部内容，接下去再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搓着手窘迫地站在讲台上。调皮的小学生们一看老师不知所措，便叽叽喳喳地说话，或打打闹闹，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几十年后，潘懋元回忆往事，仍然记忆犹新：“第一次上课失败的经历，激发我下决心学习怎样教学生的教育学，并立下了一个终生的理想——当一个好教师。”

自学，到师范学校当旁听生，少年潘懋元朝着理想迈进。然而，在那个年代，他无法安静学习。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汕头和揭阳青年抗敌同志会，还写下了大量揭发敌人残酷暴行和反映前线军民抗战热情的战地通讯。此外还前往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足迹遍布潮、揭、汕等地。经常抛头露面的潘懋元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外地求学。

1940年6月的一天，连绵阴雨刚刚放晴，潘懋元带着父亲辗转托人筹措的一百块钱路费，和两个好友一起，穿越崇山峻岭。行走七天山路后，他终于找到内迁到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经过两次投考，潘懋元如愿以偿考进厦大，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大学四年，他一边读书，一边到中小学兼课，后来还做了长汀中学教务主任，同时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由厦大推荐，他赴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学习教育专业。1952年初，因为院系调整，他又从人大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潘懋元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经验时说，“我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是平行的，这为我研究高等教育做了很好的准备。”

1957年7月，潘懋元与同事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教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同时在厦大《学术论坛》上发表《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文，这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

他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但应者寥寥。

那时厦大面对大学教师和干部的教育学课程，都是以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的普通教育学。由于教材脱离大学实际，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干部和他本人都不满意。“讲普通教育学的失败，刺激了我下决心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下决心编写一本适合大学教师和干部培训用的教育学教材，也由此萌发了建立高等教育新学科的理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高等教育受到空前重视。“我觉得机会再次来临了。”潘懋元于1978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文章，再次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这一倡议立刻得到全国高等教育界的热切关注与支持。

当年，他在厦大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这个机构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1981年，潘懋元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该书于1984年出版，奠定了这一新学科的理论基础。

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4年，厦大高教所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