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白求恩——记福建省援外医疗队

付出，为非洲人民无私奉献

第十四批援博茨瓦纳医疗队预备队员的课程表，贴在省援外医疗队培训基地教室的后墙上；食堂设在福州都市晴空小区2号楼的二楼，宿舍设在六楼。队员们上课、下临床、吃饭、睡觉，每天按部就班。

就像是回到大学生活，但紧张程度远胜过后者。在培训基地，外地队员一个月只能回家两次，一次最多一天。“这批队员今年2月10日开始封闭式集中培训，2月至7月底主攻英语，8月初开始，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去医院临床实践，下午学习医学英语，有两天晚上还要再强化英语，每周六上午也要上课，学习强度很大。”医疗队队长陈烈平说。

更紧张的是队员们的作息时间——超过90%的队员每天凌晨1点睡觉，清晨6点半起床，一些队员更是经常学到凌晨两三点。

加上集中培训的这一年，援外医疗队队员们要与家人分别3至4年。援外初期，通信不发达，队员们一封家书要等一个多月，后来逐步有了电话、网络，与家人的联系，却依然只是他们忙碌过后的一点慰藉。

最焦灼人心的，是和家人的生离死别。

第十三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的放射科医师郑章和，在临出国前妻子罹患脑干肿瘤，手术后，病情还未完全恢复，他强忍不舍却依然踏上援外征途。援外期间，他的老母亲去世，得到噩耗，他伤心欲绝，但仍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当天傍晚，回到房间后，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宣泄一个游子对母亲的深深哀思。

第十一批援博茨瓦纳医疗队队长高祥勋，至今回想起队员吕锦明与父亲的最后惜别还心疼不已：“小吕父亲身患胃癌，临终前父亲急切盼望能见上小吕一面。当时的博茨瓦纳没有网络，语音、视频聊天简直就是奢望。小吕流泪向我讲述父女亲情，讲述她作为护士，曾经无数次护理和陪伴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在自己父亲弥留之际却不能陪伴在旁的痛苦。后来，我向在博茨瓦纳的华商、中资机构乃至大使馆求助，最终我们使用大使馆的网络，让在病床上的父亲与远隔万里的女儿在视频里见上了最后一面。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潸然泪下。”

对援非医生而言，还有一种常人不能想象的压力，就是艾滋病职业暴露风险。

博茨瓦纳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ONE IN SEVEN”（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曾经一度是当地政府树立在机场等交通枢纽的巨幅广告。这里医疗条件落后，医务人员严重缺乏，18-35岁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达37%。援外医疗队队员们即便是采取了防范措施，依然不可避免地在缝针时被扎，在手术时被病人血液、体液溅到。

“我是我们队里第一个被针扎到的。当时心就‘咯噔’一下，但因为在工作中，只能先紧急处理一下接着工作。可当晚下班回宿舍，关上门的那一瞬间，恐惧一下子就袭来了。”杨凤娥回忆，“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都必须服用抗艾滋病药物。而服用这种药物本身异常痛苦。我当时服用了10天之后，全身出现严重皮疹。”

不止一个经历过艾滋病职业暴露的队员萌生过“如果我感染了艾滋病，就不回国了”的想法，却没有一个队员因为恐惧艾滋病而离开工作一线——一切的努力和辛苦，只为不计回报地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