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刊

   闽东是全国八大著名苏区之一。1934年成立的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在闽东地区展开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1937年11月，闽东独立师和各县红军游击队1300多人集结宁德桃花溪集训，1938年1月移师石唐、屏南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老六团”北上抗日，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数万人，取得夜袭浒墅关车站、火烧上海虹桥机场、郭村保卫战、半塔集战斗、黄桥决战、车桥战役等重大胜利。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新四军“老六团”从闽东出发北上抗日78周年。历史功勋是一座耸立在我们心头的丰碑，永远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近日，记者拜访了几位闽东新四军老战士，还有“老六团”的后代，听他们讲述战火纷飞中的故事。  

   我是闽东新四军

　　王中甫军装照（资料图片）

闽东数千抗日健儿血洒皖南山地。（资料图片）

东南网9月3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吴旭涛 通讯员 吴庆堂 杨菲菲 颜凑 李广

满身弹孔，考验生死

8月20日上午，福安市罗江街道大留村一座砖混结构楼房里，91岁的抗战老兵阮奶宝一边让记者看身上留下的弹孔伤痕，一边深情讲述当年抗战的往事。

1943年，阮奶宝被编入新四军三纵队8支队的一个迫击炮连，多次与日军、伪军交战。至今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让他身中数弹的那场战斗。

1945年5月18日，浙江境内。清晨，新四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向驻守村内的日军发起进攻，由于装备和敌人差距过大，战斗非常惨烈。

“说是一个连队，其实只有两门迫击炮。”阮奶宝说，当时连队全面向前挺进，与日本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与一名战友抬着迫击炮的座钣，其他战友轮流扛着炮筒，正在穿越一条河沟。猛然间，敌方的机枪横扫过来，双腿中弹的他瞬间倒地，双腿鲜血淋漓，全身酸麻无力。就在他试图挣扎起身时，又一排子弹“嗖嗖嗖”呼啸而至，他的臀部中弹并瘫倒在地，不远处炮弹爆炸飞起的小石块将他的脑部右侧击中，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躺在河滩上的阮奶宝迷迷糊糊睁开了双眼，他强忍剧痛爬了10多米的距离，勉强喝了几口溪沟里的水。天色渐渐变暗，终于，他被巡查战场的我军士兵发现了。“动了三次外科大手术，取出了身上的弹头和弹片，但臀部还有一小片弹片至今还残留着。”阮奶宝说。

伤势过重的阮奶宝，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因为战事频仍，不得不跟随野战医院辗转各地。1945年8月，他与其他5个伤员，由部队安排在江苏一个县城接受康复性治疗，后来局事动荡，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也不得不分头撤离。1948年初，他在一家船运公司的帮助下，乘船经上海、福州和闽东赛岐港，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家乡。

如今，阮奶宝过着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日子。70多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生死考验，已成为零星片断的记忆，但每当人们问起当年的经历，这位抗战老兵总是津津乐道，就像在讲述一部战争片的点滴情节。

多造子弹，支援前方

95岁高龄的老军工王中甫，住在宁德贝乾路的一条窄巷中。

1944年，学过机械制造、当过造船工人的他满怀热情前往苏北解放区，正式成为新四军一师一旅军工科的一名战士，负责生产子弹。

那时，苏北根据地的兵工厂很少，生产出来的武器也比较差，但仍供不应求。由于原料匮乏，大战时用过的弹壳都会回收再重新加工。一天下来，王中甫和战友们几乎没有休息，不计其数的子弹一做完就立即送往前线。

“大多数兵器主要靠手工制作，五六个人一起踩踏摇动车床。一个铜板做出一个子弹头。”王中甫回忆说，那时铜圆都是群众捐献的，铜圆制出来的子弹，步枪、机枪、重机枪都通用。

1945年，新四军一师军工科已增加到1000多人，炮弹厂、榴弹厂还承担着研发重型武器的任务，由于战士们较少接触先进武器，防护条件也不到位，在军工生产中常常遇到危险。

王中甫将手举起向记者展示，他右手的食指少了一截。他说，连续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挑战着每个军工战士的生理极限，有一次，他误用锤子伤了自己的手。

“多生产一枚弹，就等于多消灭几个敌人！”王中甫和战友们忘我地工作着。战士们还时常进行“头脑风暴”，解决技术难题。

前线手枪子弹缺乏，他们就研究如何把步枪的子弹壳改成手枪子弹。他们把步枪弹长出的部分锯断，制造出模子进行收缩。当改装后的步枪弹放进手枪里的那一刻，整个军工厂都沸腾了。也因此，他们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此后，他们用步枪子弹壳改造驳壳枪子弹成功，立二等功一次；用废枪管生产螺丝母，解决前线渡江急需，立集体一等功……

“最美的记忆是日本投降，那是我一生中最为高兴的一天。大街上人人都喊着‘鬼子投降了’，家家户户都挂着旗子，放了好多爆竹。”王中甫说，那种激动与兴奋，只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能理解。

战友情深，告慰烈士

蕉城区新四军研究会的沈世崇，是“老六团”战士沈友太的儿子。在他印象中，父亲和老战友们总是为牺牲的战友奔波，完成他们的遗愿。

烈士郑志海是蕉城区九都镇贵村人，1937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某部战士。在加入红军之前，他把自己饲养的鸡、鸭和口粮卖了7块银圆，想给父母修一修坟墓再走，可是还没来得及修建，红军部队就出发了，因此这7块银圆一直藏在口袋里。

1938年2月，郑志海随部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二营五连战士，参加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成为沈友太的战友。那时部队粮饷紧张，首长就向郑志海借，进行了多次的借还，7块银圆一块没少，仍在口袋里。他说，等仗一打完，他就回乡为父母修坟，了一份孝心。可是1939年在江苏太丹县大桥和日本鬼子作战时，鬼子的一颗迫击炮刚好落在郑志海身边，他当场牺牲，那7块银圆也炸没了，当时惨烈的场景让战士们悲痛万分。

战争结束后，沈友太、林坚、黄培庭、丁纪年等战友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他们查找了宁德有郑姓人家的乡镇，最后才在九都贵村找到烈士的故乡，出资为郑志海父母修建了坟墓，以告慰老战友英灵。

老战友们寻找的还有烈士刘伏振的遗属。他是蕉城区洋中镇章后村人，于1938年2月北上抗日，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一营一连战士，参加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

“当年父亲经常给我讲刘伏振烈士的故事。他个子高大，行军时扛机枪等重体力活大都由他承担，他经常帮助战友们扛枪，一背就是好几把。”沈世崇说，刘伏振在江苏省茅山水洋作战突围时被日军抓获，在临刑前他高呼“新四军战士们要勇敢杀鬼子”，最后日军残忍地杀害了刘伏振。沈友太和战友们听到他的喊叫声，用望远镜看到他被鬼子行刑的场景，个个悲痛万分。

解放后，沈友太转业到省民政厅工作期间，多次到宁德查找这位战友的遗属，在时任宁德县副县长黄培庭的帮助下，终于在洋中镇章后村找到刘伏振烈士的女儿，并为她争取了每月18元的抚养费，直到18周岁，以告慰死去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