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敢为人先的改革者

“要听中央的”

项南到福建之后，首先是放手在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位地委书记问项南：“过去第一书记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项南回答：“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

接着，福建省委发出了《关于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通知》，《福建日报》发表了《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的社论，省委、省政府还召开了专题电话会，推动和落实生产责任制。这样一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全省农村迅速推开，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全省只有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山地却占了80%以上，人多田少，人均只有七分耕地。而另一方面，福建的近海渔场和滩涂却有13.6万平方公里。在深入调查后，项南认为，要使福建富起来，不能只靠田地。山海之中有极大财富，只有开发山和海，大念“山海经”，才能让群众富起来。

对此，项南在福建大力发展林木、果树、茶叶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全省建设了八个基地：林业基地、海洋基地、经济作物基地、牧业基地、轻工基地、外贸基地、科教基地……项南说：“福建面临这么大的海洋，福建人又历来在航海方面有本事，怎样把这辽阔的海洋利用起来？福建山林面积很大，在长江以南，福建的森林可能是我国最重要的基地……福建发展经济作物大有可为，能不能成为一个经济作物的基地呢？福建还有3000多万亩的青草坡地，可以发展成牧业基地。有这么多的林木、水果和畜产品，又为轻工基地、外贸基地打了基础。福建历来是出人才的地方，科学教育这方面也是个优势，可以成为科教基地。”

项南提醒人们要重视林业与旅游业的结合。1981年，他考察武夷山后说：“这么好的风景区，将来来这里旅游的人，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几百万。”当地委书记反映没钱开发时，项南表示，5年之内，省里每年拨给武夷山100万元。1982年，武夷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风景名胜区。近年来，武夷山被评为世界地质和人文双遗产。

此外，项南非常重视发展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他对晋江发展以加工业为主的社队企业极力赞扬。陈棣是福建第一个亿元乡镇，项南多次来此考察，称陈棣是“乡镇企业一枝花”。

“给企业松绑，让包字进城”

在抓好农村改革的同时，项南又大胆地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和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城市改革蓬勃兴起。

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呼吁要“给企业松绑放权”。

项南对此积极支持，他说：“厂长经理的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厅局，对此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给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同时，他把“松绑放权”呼吁书批给《福建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并且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激情的导语，说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随后，《福建日报》对“松绑”问题做了连续宣传报道。

在项南的督促下，福建省企业改革自此开始：省经委提出十项措施，包括鼓励直接出口产品、下放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等；省财政厅提出：同意企业奖金由其自行支配，不封顶、不保底，内部实行浮动工资；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局提出措施，同意企业中层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并打破干部终身制；省劳动局提出，企业可根据劳动计划公开考核招工，企业有权选定工资形式……

在支持向企业家“松绑”放权的同时，项南强调，为改革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必须让“包”字进城。项南在调研中发现，工业、商业、建筑业、服务业之所以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不高、服务质量不好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结合起来，就是没有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企业在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在吃企业的“大锅饭”。

项南倡导“包”字进城，既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可保证企业有一定的财力和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抓住一个“包”字，就抓住了体制改革的关键，抓住了要害，效益就能提高，工期就能缩短，浪费就能减少，技术就能进步，服务质量就能改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就能大大地调动起来。一个“松绑”放权，一个“包”字进城，这两次改革都是触及了城市改革中的较深层次问题。（张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