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敢为人先的改革者

40年前，改革开放奏响序曲。这首改革的曲子，没有现成的曲谱可以参照。总的基调确定后，至于具体怎样演奏，就要看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了。

项南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到福建，先后担任常务书记和第一书记。他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队的角色，常以年轻时唱的《开路先锋》与同事共勉，说自己的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开拓者的姿态，将福建打造成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前呼后拥，怎么能联系群众？”

项南对自己要求严格，绝不搞特殊化。他到福建走马上任，为了不惊动省里同志，先以秘书的身份悄悄坐上南下的列车。当福建省委办公厅接待处一位处长来接站时，才发现接到的是项南本人。

到福建之后，项南每次到基层调研考察，都是轻车简从，与新闻记者和当地领导一起乘车，边走边看边听汇报。他“约法三章”：第一，不允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第二，不允许摆宴席；第三，不允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一直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打破过。他下乡从不提前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

1984年，连城县一位副县长到福州开会时，带了一些新鲜柑橘，想送给项南尝尝鲜。项南知道后，要求门卫拒绝接收。第二天，这位副县长把柑橘放进旅行袋，亲自带进了项南家。项南看到后很生气，但知道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便让在场的人每人吃一个，剩下的自己花钱买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作为改革前沿的福建，已经有了几辆高级轿车，但项南却坚持乘坐一辆普通型轿车。在一次下乡时，项南发现有警车开道，立即对当地的同志说：“我们有一辆旅行车挤一挤就可以了，那辆小汽车是多余的，这不多花费国家的汽油吗？这种威风我们可不能摆。前呼后拥，怎么能联系群众呢？”

还有一次从厦门回福州，项南以普通乘客的身份独自坐了一趟长途汽车。这次行程几乎花费了一整天。回到福州之后的当晚，项南便约请了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有关领导，认真研究加强交通管理、确保行车安全及改进服务工作等问题。不久，改善福厦线的议题被提到高层工作会议。福建长期以来行路难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

“我们对外开放，就要让世界了解福建，也要让福建了解世界”

项南胸怀全局，思想解放，在福建工作期间经常提出富有远见卓识、引领潮流的理念。如“大念山海经”“以智取胜”“让世界了解福建，让福建了解世界”“乡镇企业一枝花”“给企业‘松绑放权’”“经济特区要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等等。

1981年底，来自香港、澳门的20多家媒体的负责人、资深记者共32人，组团到福建访问，这是福建有史以来接待人数最多的境外媒体访问团。项南在武夷山会见了访问团。当时武夷山没有像样的会议厅，地县领导为此感到紧张不安。项南提议把会见场所安排在武夷宾馆的餐厅，并清一色摆上竹沙发、竹茶几，这样既朴素大方，又富有特色。记者们一进入会场，项南就热情地说：“这样的会场布置，为的是体现宾主间虚怀若谷、高风亮节的追求。”这个开场白立即引来记者们的热烈掌声。

项南建议，会后宴请用土特产招待贵宾。他说：“这些土特产，平时他们很少吃，或吃不到。这样招待，既亲切，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当他看见接待的同志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议，还是准备了不少鸡鸭时，没有批评他们，只是用商量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最好不要上，他们天天都在吃，没有特色。我建议你们一定要上一盘焖地瓜。”接待人员显然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这种粗俗之物也能入席？项南解释说：“你们还别小看了这焖地瓜，它不仅可以调起客人的胃口，还能牵动他们的思乡之情呢！一定要上！”

果不其然，这道焖地瓜格外受大家欢迎。宴席上，港澳记者连声叫绝，焖地瓜不一会就被大家一扫而空。

在会见访问团的过程中，项南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坦率真诚地回答问题，得到大家一致好评。记者们对此次福建之行做了大量公允的报道，不但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连台湾报纸也十分关注，评论说：“香港报纸刮起了福建旋风。”

1982年1月19日，项南与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同志座谈时提出：“《福建画报》应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还要面向世界。”“我们对外开放，就要让世界了解福建，也要让福建了解世界。”可以说，这不仅是项南对《福建画报》提出的要求，也是对福建宣传工作提出的总要求。项南还支持福建各媒体开办专版、专栏，刊登有关文章，沟通海内外的信息。这对福建人民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港台信息报》《台港文学选刊》等创办以来，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在引进港台经济、文化信息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要听中央的”

项南到福建之后，首先是放手在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位地委书记问项南：“过去第一书记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项南回答：“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

接着，福建省委发出了《关于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通知》，《福建日报》发表了《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的社论，省委、省政府还召开了专题电话会，推动和落实生产责任制。这样一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全省农村迅速推开，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全省只有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山地却占了80%以上，人多田少，人均只有七分耕地。而另一方面，福建的近海渔场和滩涂却有13.6万平方公里。在深入调查后，项南认为，要使福建富起来，不能只靠田地。山海之中有极大财富，只有开发山和海，大念“山海经”，才能让群众富起来。

对此，项南在福建大力发展林木、果树、茶叶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全省建设了八个基地：林业基地、海洋基地、经济作物基地、牧业基地、轻工基地、外贸基地、科教基地……项南说：“福建面临这么大的海洋，福建人又历来在航海方面有本事，怎样把这辽阔的海洋利用起来？福建山林面积很大，在长江以南，福建的森林可能是我国最重要的基地……福建发展经济作物大有可为，能不能成为一个经济作物的基地呢？福建还有3000多万亩的青草坡地，可以发展成牧业基地。有这么多的林木、水果和畜产品，又为轻工基地、外贸基地打了基础。福建历来是出人才的地方，科学教育这方面也是个优势，可以成为科教基地。”

项南提醒人们要重视林业与旅游业的结合。1981年，他考察武夷山后说：“这么好的风景区，将来来这里旅游的人，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几百万。”当地委书记反映没钱开发时，项南表示，5年之内，省里每年拨给武夷山100万元。1982年，武夷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风景名胜区。近年来，武夷山被评为世界地质和人文双遗产。

此外，项南非常重视发展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他对晋江发展以加工业为主的社队企业极力赞扬。陈棣是福建第一个亿元乡镇，项南多次来此考察，称陈棣是“乡镇企业一枝花”。

“给企业松绑，让包字进城”

在抓好农村改革的同时，项南又大胆地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和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城市改革蓬勃兴起。

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呼吁要“给企业松绑放权”。

项南对此积极支持，他说：“厂长经理的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厅局，对此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给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同时，他把“松绑放权”呼吁书批给《福建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并且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激情的导语，说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随后，《福建日报》对“松绑”问题做了连续宣传报道。

在项南的督促下，福建省企业改革自此开始：省经委提出十项措施，包括鼓励直接出口产品、下放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等；省财政厅提出：同意企业奖金由其自行支配，不封顶、不保底，内部实行浮动工资；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局提出措施，同意企业中层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并打破干部终身制；省劳动局提出，企业可根据劳动计划公开考核招工，企业有权选定工资形式……

在支持向企业家“松绑”放权的同时，项南强调，为改革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必须让“包”字进城。项南在调研中发现，工业、商业、建筑业、服务业之所以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不高、服务质量不好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结合起来，就是没有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企业在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在吃企业的“大锅饭”。

项南倡导“包”字进城，既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可保证企业有一定的财力和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抓住一个“包”字，就抓住了体制改革的关键，抓住了要害，效益就能提高，工期就能缩短，浪费就能减少，技术就能进步，服务质量就能改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就能大大地调动起来。一个“松绑”放权，一个“包”字进城，这两次改革都是触及了城市改革中的较深层次问题。（张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