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的一个全局性贡献”——习近平在厦门（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发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发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2.5平方公里，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大约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掉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福建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放在了第一篇。这本书的编辑指导委员会，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福建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