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 消失的“乡村电影人”

每张5角的电影票，一年卖出票房4万多

1982年加入电影队的叶俊达离岗后，在胡坊影剧院附近开起了小卖铺，每每提起自己的放映生涯，他都倍感自豪。他认为，做一名电影放映员，绝不是随随便便的活儿。据介绍，当时电影队选拔的放映员基本都来自下乡知青、退伍军人和生产队优干等群体，人选确定后，会送到三明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专业培训，然后通过统一考试取得“技术等级资格证”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放映员。

△ 图为叶俊达向记者展示他的放映资格证。放映员上岗前通过培训取得的是4级技术等级资格，后续可以通过再深造逐步提升等级资格。

要做一名合格的放映员，光是持证上岗还不够，“书、画、印、修”这些“手艺”你都得张手就来。在当时，放映员要兼具电影宣传海报的制作任务，没有一键打印功能，放映员要用操作复杂的油印机进行反复仔细地刻字，必要的时候还得手书文字、手绘图画；下村时如果赶上机器故障，指望不了一通电话就让修理工到位，全得靠放映员现场解决……做事全凭一双手，这是几十年电影放映工作留给严木根、叶俊达等老一辈放映人的财富，塑造了今天他们身上低调、独立、实干的精神特质。

△ 图为放映员自制的电影宣传海报。

在严木根的兜里，总是揣着一本小簿子，里头清楚记录着影剧院收入支出的每一笔账目。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在市场的高峰期，平均每张5角的电影票，胡坊一年靠固定影院和露天影院能够售票高达4万多元，观影人次超过40万。这是一组惊人的数据，如果换成今天每张30元的票价，那可是240多万的票房！

△ 图为严木根向记者展示自己记录的历年账目。上世纪80年代，胡坊电影创造的业绩屡屡在全县取得第一名。

高业绩并没有给放映员带来高收入。据了解，当时胡坊电影放映员的年均收入在600元左右，只相当于一名农村代课老师的工资水平。任务繁重而又待遇不高，是什么让严木根和叶俊达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他们给出了一致答案——因为热爱。

消失的“乡村电影人”，不变的露天电影情怀

上世纪90年代，胡坊电影队的条件有了质的改善。机器变轻了，配备上35毫米移动放映机，视觉体验大大得到提升；出行有了嘉陵摩托，顺着村里修的水泥路骑行，不出半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放映队也扩充到了6人，满足村民隔三差五看场电影的需求也不成问题。日子好过了，但放映市场却陷入了窘境。随着电视、录像、网络的日益兴起，胡坊露天电影放映渐渐步入“无人问津”的低迷期。尽管中途国家积极推进实施农村电影工程，偶有回暖，但终究由于农村文化生活的改变，让当年人山人海的观影盛况难以再现。2003年，胡坊影剧院在信息革命无情的浪潮面前轰然倒下，被关闭改造成了烟草收购站，到了2006年，电影队也因为市场萧条而自然解散。

电影队的解散，也就意味着“乡村电影人”这一专门负责农村电影放映的职业，在胡坊彻底消失。“很不舍，但只能顺其自然。”这是严木根留给自己电影放映员生涯最后的记忆。

△ 图为原胡坊影剧院，现在建筑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了胡坊镇便民服务大厅 摄影：黄纬

“乡村电影人”消失了，但露天电影的情怀还在。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将电影文化送村下乡，露天电影放映在农村一直没有断过。严木根虽然不再是一名专职放映员，但仍怀揣电影梦想，时常活跃在放映工作的最前线。如今的胡坊镇，依然每年免费为村民提供有12场露天电影，《战狼》《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一系列国产大片被搬上了农村银幕，邻里乡亲又从家里走出来聚集到一起观看，依稀找回了一丝往日的温情。

△ 图为严木根正在擦拭胶片机上的尘土。40年过去，严木根追随曾经朝夕相伴的“老友”，光荣退休。

从众星捧月到无人问津，再到渐渐回暖，农村电影放映发展大起大落的数十年折射出的是基层文化生活发生的沧桑巨变。以严木根为代表的“乡村电影人”，是这个波澜壮阔变革时代的一枚文化符号，承载着几代人脑海里抹不掉的珍贵记忆。今天，当再次面对这伙并肩作战过的“老友”，严木根只是静静擦拭着，像是在问候，像是在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