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童生”的历史实情

泉州乡土文集《山峰的故事》记述了一个“惠安童生”的段子，说两童生凌晨启程赶考，路过陈紫峰（明代晋江人，后成进士）的先生私塾。甲童生邀乙童生对对子，并先吟上一句“晓行……晓行真晓行”，乙童也对上：“十里天未明。”陈紫峰如厕听到此，随口说：“识无大布袋，笼此二畜牲。”两童生气愤不过，追着陈紫峰进屋告状。先生问是否有此事，陈紫峰矢口否认，说自己对的是“不见青山面，但闻流水声”。先生转眼望两童生，两童生哑然。

说到“文人相轻”问题，龚鹏程曾为高阳叫屈，谓“好之者誉为一代才人，短文者嘲为通文县丞”。通文县丞，即指中国古代笑话中“素不知文而效颦强作能文之县丞”。插句题外话，这里的“惠安童生”倒是勉强能跟“通文县丞”凑上对。

那么，“惠安童生”的段子是否属于“文人相轻”的“地域黑”呢？其实也不尽然，有位惠安本地人就曾借此“自嘲”。话说陈伯达因当众把“谮（zèn）”字念错而怏怏不快，久久未能释怀，所以在一次飞行途中，随手写下一段话：“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明人蔡清《虚斋集·卷三·送判簿杨君之京序》云：“自惠安以至永春则县浸狭、民且淳而事益简。”明人叶春及《惠安政书十一·社学篇》云：“惠安近虽以三十里为邑，然至邃谷，诗书之声不绝。每选学官子弟，抱艺就有司而试者，不下千人，盖斌斌盛也。”1998年版《惠安县志》则称，清道光年间，惠安童生到泉州参加府试、院试的人数达3000人，为泉州府各县之最。院试后分县录取秀才，时惠安有额24名……以上史料可作解读这篇小品文的历史背景。

“童生试”为明清时期童生获取生员（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为科举最初级考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即成秀才。可别小看这个考秀才，据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大略推算，明清两代生员录取率在1％左右。艾尔曼以1850年具体为例，测算出在全中国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1．5％左右）成为生员，只有1500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300名（20％）可以通过殿试。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张宏杰认为走完全程，录取率是“略大于‘万一’这个中国人用来形容几乎不可能的情形的比例”。

县志又说，惠安县素有“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之风，自唐至清中式进士达172名，明清两代中举人536名。公允来说，按清初泉郡“领县七”排名，惠安历史上的科考成绩也不算差，但闽南地区流行的歇后话如“惠安童生——个个猛”“惠安童生——有处吃，无处睡”“惠安老童生——有可无不可（‘考’‘可’谐音）”，评价何以天壤之别？

以“惠安童生——饱腹”为例，一句话就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赴考的童生名额，乃以各县所缴钱粮的多寡进行分配。惠安土地贫瘠，钱粮少，名额也少，所以县里精选的是有真才实学的童生，这句歇后语寓有此意。“惠安文化丛书”之《地方掌故》录有“蒋君采《新釜炊番薯》”一文，则认为是“当时有人讥讽惠安童生为‘番薯生’，‘饱学’喻‘不通’”。

惠安少雨多旱，地多沙碛，历史上当地人一年有八九个月以甘薯为主粮，由此外地人称惠安人“番薯肚”，又叫惠安“地瓜县”。蒋君采是清光绪年间廪贡、惠安崇武人，对于“惠安童生”“不通”的时讥很反感。他说：“每次参加考试的惠安童生有3000多人，可是法定只取秀才24个，可以说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能取，这并不是惠安童生不通，而是国家法令‘经缴纳额定田赋为标准’所限。许多落籍外地的惠安童生，都出人头地。”

以“明清两代生员录取率在1％左右”为标准，来衡量“3000名惠安童生角逐24个生员名额”的残酷现实，蒋君采的话大抵不差，“惠安童生——个个猛”或许更接近历史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