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桌”成词历史

薛诗艺

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品茶论道，离不开茶文化的见证者——茶桌。那么，“茶”和“桌”是如何相遇，连缀成词的呢？从“茶桌”的造词和构词方式可见，它由单项词“茶”和“桌”组成，是复合式合成词，使用了说明法造词，指明桌子的用途与“茶”有关。换而言之，“茶”是限定成分，“桌”承载了主要的词义。故而，“茶桌”的成词与我国“茶”“桌”相互交织的历史渊源息息相关。

“桌”成为古代日常生活器具，是“茶桌”成词的前提。在桌产生以前，几、案是主要的有足承托器具。六朝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促进了多民族交融，受西域日常坐具胡床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了跪坐的生活方式，于是“几案”下足增高，慢慢形成了桌。根据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早期桌形似加高的长案，其名与案多混同，只能称为类桌的案。目前，近于腰高的桌子最早可考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在85窟中有一幅肉肆图，其上绘两张四腿无牚的方桌，一张用以屠夫站立切肉，一张放置着待宰动物，可见如今方桌的雏形。

考察唐至宋的壁画可以发现，这种及腰的方桌最初是准备事物的置物台，方便人们以直背站立的方式进行备经、备宴、备茶等活动。生活用具往往按照人类的舒适程度步步改进，相比于弯腰劳动，直立劳动更加轻松省力，进一步促进了垂足的坐姿尝试。至宋代，高足桌子的使用日渐普及，桌形的稳定推动了指称名词的产生，“桌”的器具名称得到确定。据尚秉和先生《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桌名始见于宋初杨亿《杨文公谈苑》，其中提到“檀香椅卓”的名称，“言卓然而高可倚也”。又过了200多年，南宋《五灯会元》出现“公推倒卓子”，同时期的《夷坚志补卷·鬼国母》还出现了“桌”的写法，此后，“卓／桌”“卓／桌子”并行使用，用以指称较高的四足桌类。

品茶习惯的养成与高足桌类的功能结合，是“茶桌”成词的催化剂。以汉代为分界，在此之前，茶饮被视为汤药，以熬制为主，并不非常讲究用具。而汉以后，西汉王褒《僮约》出现了“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的记载，经考该荼即今茶，可见饮茶方式发生了第一次改变，粗糙的熬制转为了细致的烹煮，对茶叶的要求提高了，还需要准备烹茶的专用器具。据《桐君录》记载，至南北朝，尚茶之风初见端倪，但烹煮法仍局限在上层贵族，民间更习惯汤饮熬法。唐代开始，饮茶之风真正盛行，唐宋期间对佛教的推崇加速了饮茶习惯向民间传播。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的降魔方丈首开饮茶之风，提出了饮茶与修禅并举。此后，僧人们纷纷效仿，随时修行，随处饮茶，带动了民间饮茶成风。自汉代起，茶便是贡品之一，而茶与禅宗的紧密关系使供茶成为拜佛仪式中重要的一环，这更加固了“茶”与“桌”的联系。“桌”的本字为“卓”，《说文解字》云：“卓，高也。”在河北民间歌谣中就有“香炉满，供桌高，踏上仙桌摘仙桃”的唱句，在供奉礼仪中，香炷越高，所祈之事越大，高等同于尊敬，高桌奉茶成为默认的礼节，促进了茶与高桌的绑定。

品茶方式的程序化和固化是“茶桌”成词的必然因素。饮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由于精细的煮茶程序，备茶要求的工作更繁，时间更长，用具更多，高足桌类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备茶的需求。从唐代阎立本《斗茶图》中可以看到，当时茶人的茶笼之下已加了四角向上弯曲的小几，方便随时架设风炉，加高观察烹茶火候。

而宋代点茶的盛行更加强调了高足桌类的必要性，点茶要求盏热和茶色，需要观察茶色和茶沫，以此预判茶与水的比例，及时调整，趁热一品。要知道，加高的风炉本身具备一定的高度，以跪坐的方式数次取水，并不符合人体省力原则。尤其在大型宴请场合，备茶常常需要用到大缸，直立备茶有利于观茶、分茶。在这种情况下，“茶”的盛行与“桌”的普及不期而遇，而魏晋南北朝以后汉字双音化的趋势更加推动了“茶”与“桌”的成词结合。

宋代繁荣的市井生活进一步奠定了“茶桌”成词的稳固性。“茶桌”一词大致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广泛见诸文本。宋理宗年间，罗大经撰《鹤林玉露·卷十二》云：“从善命于市中取茶卓一样三百只。”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茶卓”一词。一般来说，备茶人在方桌上完成准备工作，自然也包括先尝茶的动作，而平民百姓并不如富贵人家讲究，以方便为主，由此方桌边喝茶渐成民间习惯。同时，茶楼茶肆的营利性质要求经营的多样性，往往餐、饮兼备，饮茶也随着垂足而食的习惯呈于高桌。因此，在《清明上河图》中，市井处处可见茶桌，茶桌也从“备茶桌”向“饮茶桌”完成了转变。

正如索绪尔所言，能指和所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特性。随着明清世俗文学广为流传，市井谈资之处的茶桌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能指和所指相互依赖，最终成就了“茶桌”一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