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州因严复《天演论》而显——“侯官”成为热词的那些年

《天演论》手稿

商务印书馆所用严复版权印花

文明书局所用严复版权印花

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侯官”作为一县域地名频繁地出现在《申报》《新民丛报》等各大全国发行的报刊版面，且一度成为知识分子交谈和笔墨触及的热词。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得不从严复及其翻译的《天演论》开始说起。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73年，严复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选派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1879年，严复等留学生受命提前归国。严复先是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而后经好友陈宝琛等人推荐至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总办。正是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这段经历，让严复亲眼见证了洋务派提倡的“中体西用”自强求富道路的破产。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严复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在给友人吴汝纶的信中写道：“嗟乎，尝中夜起而大哭。”正是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严复接连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文，向世人疾呼“救亡图存”，并下决心开始翻译赫胥黎之《天演论》以唤醒沉睡的国人。

《天演论》一经问世便受到世人争相传阅。1896年10月的手稿本《治功天演论》虽未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已经一睹“真容”。1898年的味经本《天演论》就是在手稿的基础上出版而来的，可见当时的“天演论”早已“流落”民间。正式刊行最早始于1897年10月国闻汇编本的《天演论悬疏》，虽未完整刊发，但因曾发表在《国闻报》上，流传范围甚广。而后陆续有1898年6月发行的“慎始基斋本”，1903年6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等其他多个版本。

数年间，众多版本的《天演论》陆续发行，可见其影响之大、需求之大。其实，进化论最早在中国的传播，除严复之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功不可没。但是就科学性、完整性和影响力而言，严复的《天演论》是影响最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对于这段历史曾这样描述：“《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长期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张祝龄对当时的“天演”热的情形也有同样的表述：“达尔文、赫胥黎辈之天演论出，经吾国文士严几道迻译，一般学子之鼓舞欢迎，乃狂热以至沸点。”

后来，文人曹聚仁更是指出“几乎每一个上一辈文人，都说他们读到《天演论》的向往之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给予严复极高的评价，他说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最主要原因是青年毛泽东在1912年秋冬之际于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第一次读到《天演论》，便服膺进化论。可见，严复及其《天演论》风靡几时。

翻看当时各个版本的《天演论》，严复的署名都冠之于“侯官严复”。严复在刊发于《国闻报》的《天演论》的各章题目下，皆署“侯官严复达旨”；而根据严复手稿出版的味经本《天演论》同样在各章题目下，亦署“侯官严复学”。这两个版本的《天演论》在当时传播最广。

在“天演”成名之后，严复经常在当时流传甚广的报纸，诸如《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撰文发表政见，皆署名“侯官严复”。比如1906年在《广益丛报》接续发表的政文《国魂：原败》《论今日外交困难》等皆署名“侯官严复”，1914年7月在《神州日报》发表的《费鉴清家传》署名“侯官严复几道”，不论是署名“严复”还是“严几道”都要加上“侯官”。

1903年，严译《群学肄言》准备出版之际，其自制印花以保护版权，商务印书馆所用版权印花上刻有“侯官严氏版权所有”，文明书局所用版权印花刻有“侯官严复”，皆以“侯官”加以标注。而严复日常也自称为“严侯官”，如此一来，“侯官”也就跟随着“严复热”成为当时的热词。

《天演论》发表之后，严复陆续翻译的其他西方名著都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报刊——《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鹭江报》等，都以“侯官严复”译或译著为名进行了宣传报道。比如1903年《新民丛报》“绍介新书”：“群学肄言：英国斯宾塞著，侯官严复译。”1909年《教育杂志》“绍介批评”：“名学浅说：侯官严复译著，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样一来，“侯官”也就和“天演”一样成为严复的标签。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因“天演”获得了一大批粉丝，他们也都喜欢用侯官严复来称呼他。

严复的粉丝在当时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所熟知的一身傲骨的鲁迅就十分崇拜严复。严复喜欢自称“不佞”，鲁迅也跟随自称“不佞”，而且鲁迅一直对严复才华大加赞赏。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一文中对严复极高的评价便可窥一斑。“J．K．”即瞿秋白，1931年他致信鲁迅祝贺其译《毁灭》一书的出版，信中部分内容涉及了严复与“赵景深之流”的翻译水平的评价，字里行间对“严译”充满了不屑。这本不是瞿秋白写信的主要目的，但鲁迅的回信却重点与其探讨了严译《天演论》的问题。他认为严译与赵译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随后还开启了鲁迅“狠人”的模式，评价严译与赵译之区别有如“虎狗之差”。在信中，鲁迅介绍严复的时候，再次论及了严复在《天演论》中署名“侯官严复达旨”，详尽地论述了《天演论》是严复采用“达旨”的译法，终使得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在中国流传开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称“侯官严复”“为时代独有”，对严复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作为严复的粉丝，梁启超常以“严君”“侯官严复几道”等称呼严复，可见其对偶像的敬重。蔡元培也大致如此评价严复，“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钱穆在其《国学概论》一书中亦引用了蔡元培、胡适对严复的评价，称“侯官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同样也认为“惟当时独有侯官严复”。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其中评述：“自译书之风气开通以后，中国译书最多而影响最大的当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人。”

蔡元培、梁启超、钱穆等都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对《天演论》给予很高评价的时候都冠之于“侯官严复”的标签。这样一来，“侯官”也再次火了起来。

我们亦可从当时一些文人编著的普通读物或者教材参考书中，看见“侯官严复”的称法。比如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裘毓麟的《清代轶闻》、张振镛的《国文参考书》《国学常识答问续篇》等在介绍严复的时候都要加上“侯官”的标签。

至此，“侯官”本仅为一县名，却因严复的粉丝的二次传播再度成为当时中国报刊及文人争相传播的“热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