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学规》在福建的萌生

明建阳刻本《文公家礼》中的《白鹿洞讲学》图

历史上，对中国书院影响最大的学规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此学规虽制定于朱熹任江西南康知军修复白鹿洞书院之时，但却酝酿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福建书院讲学之际，且早在绍兴年间，朱熹对此已有深入的思考。

他认为：“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犹决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此为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任同安主簿兼管教育之时对县学诸儒所作的训示。

其中所谓“法制”指的是学校设立的各项规约、章程等制度；“理义”则是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朱子认为，二者有主次本末之分，理义为主为本，规章为次为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这一认知，始终贯穿于朱熹其后的学校教育、书院讲学，以及对书院学规的探讨中。

乾道年间的“质疑”

在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进入太学之前，南宋各地官学所推行的学规，沿用的是北宋胡瑗所制定的“湖学”之规。《文献通考》有云：“瑗在湖学，教法最备，始建太学，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胡瑗（993—1059年），字冀之，泰州海陵（今属江苏）人，宋初著名的理学家，曾在苏州府学、湖州州学任教20多年。皇祐中主持太学，以太常博士致仕。胡瑗创安定学派，著名门人有程颐、范纯仁等，“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

但胡瑗所推行的湖学学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下延至朱熹的时代，已几乎不为人所知。对其时各地官学所实行的已经走样的“湖学”学规，朱熹表示严重的关切和怀疑。他说：“今之学规，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县学，取湖学规矩颁行之。湖学之规，必有义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条‘谤讪朝政’之类，其出于蔡京行舍法之时有所改易乎？……大抵本朝经王氏及蔡京用事后，旧章荡然，可胜叹哉！”

理学家制定的学规，尤其是像胡瑗这样的著名理学和教育家所制定的学规，居然不讲义理？由此而引起朱熹对其时推行的学规的怀疑。他认为，此事与王安石变法和蔡京擅权有关，原先推行的规章制度包括湖学学规因受到不合理的冲击而荡然无存。正因如此，引起了朱熹对学校和书院应采用什么样的学规的深深思考。

为了解湖学学规的基本内容，他写信向其时任湖州教授的著名理学家薛季宣咨询：“又闻庆历间，尝取湖学规制行之太学，不知当时所取果何事也？求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书吏，录以见赐，则又幸甚。”

尽管薛氏对此作了详尽的解答，但因年代久远，湖学学规详情仍“求之略无可证”。但经薛氏的回复，朱熹对此还是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薛士龙所答湖学本末，朱熹认为：“所论胡公之学，盖得于古之所谓洒扫应对进退者，尤为的当，警发深矣。窃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尝不在于此，而广大精微之蕴，其所超然而独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谕也。”

博采众长而集大成

有了乾道年间对湖学学规的探讨与思考，故在淳熙七年（1180年）修复白鹿洞书院时，朱熹很快就制定出了流传千古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此学规在后出的宋闽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而在现存最早的淳熙、绍熙建阳刻本《晦庵先生文集》卷九和宋浙本《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四中，均为《白鹿书院学规》。淳熙、绍熙建阳刻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朱熹在世时所刊唯一刻本。由此可以推断，“学规”应是此文的最早名称。今人所盛传的“白鹿洞揭示”“白鹿洞教条”等均为后人所加的异名，而非本名。

《白鹿洞书院学规》是朱熹从儒学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和汉代大儒董仲舒、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名言中，博采众家之长而制定的，堪称集传统儒学教育思想之大成。虽然其中没有朱熹本人的话，但贯穿其中的，是朱熹教书育人以及如何教书育人的重要思想和内在逻辑，从而形成的一个严密的、完美的整体。

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要求学者“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所谓“大端”，指的就是教学目的论、方法论上的大问题；所谓“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就是通过师生讨论解读认识此学规的重要意义，真正将学规的精神贯彻落实到书院诸生的教学实践中。

《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内容涉及五个层面。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引自《中庸》）；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引自《中庸》）；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引自《论语》），“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引自周敦颐《太极图说》）；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引自《汉书·董仲舒传》）；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引自《论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引自《孟子》）。

在“学规条列”之末，朱熹还撰写一段文字，对学规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文中特别强调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书院教育目的和推己及人以提高教育的社会影响，从而推动书院教育向社会教化的拓展，并促进了二者的结合。

正是出于对书院教学目的的考虑，朱熹对“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官学腐败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体现了朱熹书院教学中强烈的抨击科举弊端和批评时政的精神。因文中有“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之语，故此学规又往往被后人称为“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揭示”。

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但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却对《大学》的诚意正心之说只字不提，此为何故？

清代理学家陆陇其将此解读为“义理不离事物”。他说：“朱子《白鹿洞学规》无诚意正心之目，而以处事接物易之。其发明《大学》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表面看来，《白鹿洞学规》中无“诚意正心”之目，但在处事接物之际，却时时处处离不开内在的诚意正心来“诚之正之”，此即所谓“义理不离事物”，外在的应事接物必须以内在的诚意正心来指导。此为《白鹿洞学规》所隐含的发明《大学》之意。

《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中国古代最能体现书院精神的学规，对我国书院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规定了书院教学的根本宗旨，制定了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是书院师生必须遵守的基本学则，也开启了学校教育制定规章制度，培养学生明人伦、正士习、守规矩的先河。

独特的“和刻本现象”

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白鹿洞书院学规》是大学阶段的学生守则，故在现当代还有广东中山大学等一批大学，采用或部分采用《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校训，显示了《白鹿洞学规》的当代影响。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朱熹逝世40年后，宋理宗下诏，以朱文公从祀孔子庙庭。又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布天下学宫。

元明清三朝，《白鹿洞书院学规》依然是各个书院学规的纲领。程端礼将它冠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卷首，认为它统括了“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

明代的王阳明心学盛行，虽然心学的师祖陆九渊不立学规，但王阳明却对《白鹿洞书院学规》极为赞赏，认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清初张伯行在福州编《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将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列在首卷，作为鳌峰书院的学规。

由于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穿越时空的影响，“明伦”成为许多书院学规的重要条目。清王朝统一台湾后，台湾书院制定了许多学规，其中重要的有刘良璧的《海东书院学规》、胡建伟的《澎湖文石书院学约》、林豪修订的文石书院《续拟学约》等。这些学规的特点是均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圭臬，将重人伦、明大义列为学规之首。

《白鹿洞书院学规》流传到东亚、东南亚等地，也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日本儒者山崎嘉在先儒注说的基础上，撰《白鹿洞学规集注》一书，在日本刊刻出版。他认为，此学规内容明备，应与朱子所撰《小学》和《大学》之书并行，由于篇幅较小，全文才500多字，“隐于夫子《文集》之中”，故有必要单独择出加以大力宣扬。为此，特撰《白鹿洞学规集注》。此书篇幅不大，才十几页，然而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此后，日本学者注解朱熹《白鹿洞学规》的著作，单独印刷出版的刻本层出不穷。下延至江户末期的200年间，此书的抄本、刊本竟多达六七十种，形成独特的朱熹《白鹿洞学规》“和刻本现象”。

而在韩国现存的许多书院，如绍修、陶山、屏山等书院墙上，至今还可以见到许多古代留存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作者为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