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智慧丨把海当做事业的福建人，究竟走了多远？

中国航海博物馆藏福船船模

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有一种叫福船的大型洋船，出现在亚洲水域，它的出现，将为中国东南沿海，创造出新的历史叙事，关于闽人的海洋叙事。

在这叙事中，有三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们，串起了一条清晰的闽人航海脉络。

王景弘：漫长的航行

明宣德九年，即公元1434年，大明王朝远洋船队再次启航，目标苏门答腊。

这是大明王朝的第八次远航。率领这支庞大舰队的，是正使三宝太监王景弘。面对满天云霞，也许，他会回忆起，他与郑和引领的一次次远航。

王景弘雕像 漳平融媒体中心供图

远航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出发，在福建的长乐太平港候风，大批舰船和士兵、水手、工匠、医生从这里加入船队，到西北风起时，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到达东南亚各国，然后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和肯尼亚。

这种以国家力量构建的有利于国际通商的海洋秩序，奠定明代中国的海洋地位，船队梳理的五十余条航线和朝贡贸易网络，为以后商人前往这一地区贸易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是一次华夏文明成果的盛大展示，当年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丝、瓷、茶，作为财富、地位、品味的象征，激发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追求，无形间也带动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共同市场的建立。

也许，王景弘并不知道，这是最后的远航。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五次，是他和郑和一起完成的。总兵衔正使三宝太监，这是他们拥有的正式头衔。500多年后，漳州台商投资区鸿渐村，历史悠久的二宝庙，祭祀二位三宝太监的乡间小庙，留存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历史记忆。

但，这是一次没有郑和的航行。在这次出航前的一年，即1433年，伟大的航海人郑和在古里（印度西海岸克里克特）去世。大明王朝的航海双星，仅存一人。

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西方人的航船出现在亚洲水域。据说，吸引他们蜂涌东来的，是《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华帝国财富的描述。在蒙元时期福建刺桐港，是一个比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还要繁荣的商港。

当来自新大陆的大帆船和早已在亚洲水域航行数百年的中国福船在惊涛骇浪中骤然交汇，东西方文明直面于太平洋，早期全球化时代到来了。

这是属于闽人的海洋时代。

张燮：闽人的眼界和视野

明代月港商船出航图 杨浩石

龙溪举人张夑站在月港码头，看着洋船一艘一艘滑过晏海楼，桅杆高过海澄的城墙，深深的吃水显示又一次满载而归。官船一路护航，商船泊岸，官兵登船，征收饷税。洋船进港维修，番货流入帆巷豆巷，商人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妻儿身边。月港的鼓乐歌吹让他们忘记旅途的艰难。

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开放洋市，成为大明王朝唯一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的口岸。

月港地处漳州城东南五十里九龙江入海口，以其形如月得名。这里江面平缓，潮汐吞吐，外通大海，内接山涧，在景泰年，民间海洋贸易已风生水起。

月港开洋是封建国家海禁政策与民间贸易猛烈碰撞的结果，全球经济到来的前夜，风云变幻，无数次血与火的焦炙，使朝廷意识到，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来平衡社会张力，这个办法，是局部开海，合理的地点，是月港。

明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张燮撰写的《东西洋考》出版，这是一部由漳州官方组织的通商指南。这在古代中国是很罕见的事。

这部著作涉及明代后期海外贸易和交通、历史、地理、经济以及海洋航线的基本情况，今天，这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航海史、华侨史的必读资料，也是我国与西方航海力量在海外接触的最早资料。

这部闽人视角的世界通商指南，向人们展示了明代闽人的海上商业版图，它的出现，呼应中国东南海洋贸易中心向漳州转移的历史性变化。

每年风讯来时，海商们开始搭乘贸易船出洋，成千上万的商人从月港出发。

商船出海是有限额的。

张燮在《东西洋考》里提到：那些商船，大的宽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的宽二丈，长约七八丈。船上弓矢刀盾等战具俱备，如果突然遇到贼船，可以自卫，像海上长城一般，不是可以轻易攻取的。造船费用千余金，往返一次修葺费用不下五六百金。

中国物产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端口流向世界各地。同时，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东印度的香料涌入中国。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代。

美洲的黄金装饰中国女人的发鬓，欧洲的番镜让她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容颜，阿拉伯香水散发出迷人的香氛，非洲的犀角杯酒色醉人，马尼拉的稻米上了寻常人家的餐桌……欧洲的自鸣钟也很快被仿制了，淡巴孤，来自多巴哥的烟草成了大众的消闲品，至于番薯引种，为拓荒岁月提供足够的热量。

海洋经济创造了与农耕社会不同的东南沿海海洋社会。月港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世俗气息。每到风回帆转，洋船满载而归，人们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鹭争驰，真繁华地界。

吴朴：书生韬略

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世界唯一的祈风石刻，也是世界上仅存的有关海外交通祈风仪式的记载。（资料图片）

当我们试图唤醒沉睡的海洋记忆，常常面临一个历史悬念，当那支横空出世的大明船队消失在岁月烟波里，谁，是郑和、王景弘事业的继承者，记录了历史荣光的航海资料，花落谁家。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渡海方程》首次刊印。这是中国第一部刻印水路薄，此时，离月港开海还有31年。

作者吴朴，参加过嘉靖十五年（1536年）毛伯温征伐安南的军队，亲历过明王朝抚边方略。海滨士子生于遐荒，糟糠不厌，命运乖蹇，却异常敏锐地感受到大时代来临前的海洋气息，写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宏篇。他的思想，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思想。他的家乡诏安，海洋贸易成风，梅岭是漳潮贸易区的重要港口。

《渡海方程》让我们领略明代中国的海洋雄心。以太仓刘家河开洋，向南直至忽鲁漠斯（霍尔木兹）而止，凡四万里。向北至鸭绿江尽处，亦约四万里。设置海外都护，设置海外市舶司，保护商旅和囯家利益，海权思想跃然纸上。

东南沿海进入旺盛的海洋贸易时期，与之呼应，一批闽人航海资料在这个时代相继出现，源头指向郑和、王景弘。

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1935年，一个叫向达的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在那里查到了来自明代中国的航海资料，它们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

《顺风相送》序言一开始就说道：“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太仓，正是下西洋船队发泊地。后面“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各国开诏”一句，直指永乐年间明王朝国家航海行动。显然，这就是失落的下西洋船队航海资料。

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是：谁是那些伟大的远航资料的传播者？《指南正法》提到一个名字——“漳郡波吴氏”，“波”在闽南方言里与“朴”谐音，这是吴朴。关于东西洋航路的描述，《顺风相送》《指南证法》和《渡海方程》，以及近年从鲍德林图书馆发现的《雪尔登地图》，内容一脉相承，从发泊地到终点站如出一脉。

《渡海方程》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演变，最终，记录海国里程的“经”存在于《顺风相送》，标志海中山屿的“图”则见于《郑和航海图》。《渡海方程》所涉及内容，屡屡被世人引用，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开阳约《使倭针经图》、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茅元仪的《武备志》都可以找到它的印记。

今天，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海权思想，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从郑和、王景弘率领大明舟师下西洋，到月港海商扬帆海上，从朝贡贸易到民间海洋贸易，沿着这条闽人航海脉络，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闽人智慧创造了非凡的事业。

海滨士子站在历史的高处，瞭望大海，发出时代的宏声，闽地为海洋中国贡献出气势磅礴的物质与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