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出版前后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被翻译引进的外国长篇小说，译者为林纾和王寿昌，由精通法语的王寿昌口授，不通外语却擅长古文的林纾笔述，中西合璧汇成佳作。

郭白阳《竹间续话》曾转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一段话，解释了魏瀚、王寿昌、林纾三人相遇的经过：“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世所无，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游，载王子仁先生寿昌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也。”由此看来，魏瀚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卷中《汪辟疆文集》录有林纾简历，其中提到林纾“初与长乐高凤歧、凤谦兄弟交甚笃。会纾丧其妇，牢愁寡欢。高有友人王寿昌（字子仁，号晓斋主人）新自巴黎归，精法文，亦与纾有素。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书成于光绪廿五年（1899年）己亥夏间，托《昌言报》馆代印。书甫出，极为艺林称赏”。

1897年二月，与林纾相濡以沫的夫人刘琼姿不幸病逝，林纾郁郁寡欢。王寿昌是魏瀚在船政学堂的学弟，同时王寿昌又是高凤歧、高凤谦的朋友，而高氏兄弟又是林纾的挚友。或许是因为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与深情厚谊，为了替林纾排解烦闷，终于上演了一出合译《茶花女》的佳话。林纾将这段佳话写在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小引》开篇：“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则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1899年，由魏瀚出资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得以出版，两位译者一定没有料到，该书出版之后风行大江南北，竟然成为畅销书，一时好评如潮。彼时包括鲁迅、李叔同在内的许多青年文化精英成为林译作品的忠实读者。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记载：“自从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问世以后，轰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也有人评之为茶花女只不过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说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说虽如此说，但以琴南翁文笔之佳，仍传诵于士林中。”

不过当时也有负面的评价，如徐一士《亦佳庐小品》记载了辜鸿铭的评语：“自林纾译《茶花女》出，学子知有男女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矣。”辜鸿铭认为这是“以学说杀天下”，当然这种观点是比较偏激的。

《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译著在当时的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它甚至被改编成了话剧，搬上了舞台。1906年冬天，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建了一个文艺研究团体——春柳社，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成立的话剧团体，主要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陆镜岩、欧阳予倩等。据《民国上海市通志稿》记载：“……春柳社遂出现于日本之东京。是为我国人研究新戏之始，前此未尝有也。未几，淮徐告灾，消息至海外，同人演《巴黎茶花女遗事》，集资赈之，日人惊为创举，啧啧称道，新闻纸亦多谀词。”

春柳社公演的第一部话剧就是《茶花女》，李叔同因为反串女主角还剃掉了心爱的胡子。该剧演出之后也引起了轰动，李叔同还写了一首《〈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东邻有儿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