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有洗心扫尘之功用

林之奇（1112—1176年），字少颖，号拙斋，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南宋理学名家，德才兼备，世称“三山先生”。一生皓首穷经，笃学不倦，吕本中、朱熹等名扬后世的大学者都对其称赞有加。吕本中谓之：“城中几万户，所识一林子。蓊然众木中，见此真杞梓。”可谓独秀于林。

林之奇的治学与教育之道，为时所重。昔时，衣锦坊西曾有拙斋祠，即林之奇与弟子吕祖谦讲学的拙斋书院。后人于书院旧址建祠祀奉，号拙斋祠，又因林之奇谥文昭，称林文昭祠，今已不存。此前受邀参与福建省“八闽教育名家”系列丛书的编撰，负责林之奇等人教育思想与事迹的撰写。编撰之余，撰得小文，概明三山先生治学、教育之道。

林之奇以学问名世，对于《尚书》的理解受到世人的极大赞誉。他撰有《尚书全解》一书，以传圣贤之心和文脉为宗旨，博采众儒之所长，探寻圣人立言之大义。在宋代经学脉络中，《尚书全解》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于前儒学说客观评价，对于后世今古文《尚书》疑辨、以理学解读《尚书》等见解又有重要影响。

理学名家朱熹对林之奇也极为推崇。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赴同安主簿任时途经福州，拜访林之奇，与之谈论《尚书》之学。朱熹认为，在他所接触的研究《尚书》的学者中，“惟三山林少颖，向某说得最好”。后来朱熹委托蔡沈编《书集传》，林之奇的《尚书全解》也被列为重要参考书。

《尚书全解》能得朱熹如此肯定，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慎”“疑”二字，尤为重要。林之奇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

“疑”的坚持，体现了林之奇不盲从的解经态度。林之奇认为，学者面对经典的时候，常常容易盲从，“或以甲之说为可从，以乙之说为不可从，或以乙之说为可从，以甲之说为不可从”。这样不仅容易起私议，而且茫然不知应该选择何者为是，更无法合人心。经典是圣人思想和道的彰显，而不是个人喜恶的展现，因此，人们在面对经典的时候，应该抱有“疑”的态度，不要盲从，不以私人好恶而害道，而要持之有理、言之有证。

“慎”的要求，反映了林之奇在博考前儒学说过程中的严谨态度。人们在阅读前辈学者解经之文时，常将自以为是的答案覆盖在前人之上。林之奇认为，这样的做法略显草率，如果要批注观点应该陈述完备，再附上自己的判断。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应该宁缺毋滥。如果备列前人著述依然不得正解，那不妨留阙待后来学者进一步考证。如果不经审慎考证，却将自身猜想视为新说定说，则极为不妥。

林之奇厌恶穿凿附会之学，奉“阙疑”为圭臬，本之义理而博闻众说，并以此教育学生。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八月，林之奇以疾求去，后告别官场，潜心治学，传道授业。《宋元学案》称有从者“数百人”之多。门下弟子读书修身，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融洽的学术氛围。

门下弟子中，最负盛名的当数吕祖谦。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他创立的“金华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吕祖谦的伯祖是吕本中，而吕本中又是林之奇的老师。因对老师吕本中的敬重和对吕祖谦本身文采的认可，林之奇对吕祖谦极为器重，要求也十分严格。吕祖谦亦不负林之奇的期望刻苦攻读，与师兄弟们“晨窗并几案，暮檠共灯火”。吕祖谦对林之奇的品德和治学极为敬重，林之奇卒后两年，他作《祭林宗丞文》云：“某未冠缀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厚，独处于千百人之右。顾薄安所取？此实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后人。培植湔祓，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也。”吕祖谦眼中的林之奇犹如辛勤耕耘的农民，将解经治学发扬光大。

林之奇指导弟子们润色文章、培养气质，其门下弟子在林之奇的言传身教下牢记仁义、以古文培养情操，因此多是有浩然之气的士人。如坚守原则的王宗已，在政治上的突出成就和不变的赤诚之心，离不开林之奇的殷切教导。其门下还有李孟传、林子冲和刘世南，皆是正直不阿、治学严谨之辈。

此外，朱熹最有成就的门人黄榦最早所受的理学启蒙教育也来自林之奇，黄榦曾评价他：“吾乡之士，以文辞行义为学者宗师，若李若林，其杰然者也。”

林之奇治学之时，人们对现有文学选集颇有不满。人们厌倦了《文选》的文学标准，转而学习苏轼的文章。面对前人浩瀚的文章，林之奇认为应该编写一本更加完整的文选供学子学习。“先生尝语诸生，以为若年浸长矣，宜以古文洗濯胸次，扫其煤尘，则晶明日生。”林之奇强调古文洗心扫尘之功用，因此他亲自编选《观澜集》，以《观澜集》中所选文章为典范，作为他教学所用最重要的文本。

编选的文集，为何以“观澜”为名呢？林之奇在自序中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澜，活水也。水惟其活，是以智者得师焉。文乎！文乎！澹泊而有遗味，发越而有遗音者，非活不能也。余之于斯文是之取尔，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庶几得之。”在林之奇眼中，优秀的古文是学生成才养性的源头活水。《观澜集》所选文章，囊括了从先秦到南北宋之交的各时代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文体全面、选文典型，如屈原的《离骚》、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李密的《陈情表》等，体现了林之奇极高的文学鉴赏水平和他对门下弟子的殷切期待。

《观澜集》是林之奇教学所用最重要的文本。借助姚同的生动描述，我们得以想象出当时授课的情形：“先生时乘竹舆至群居之所，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或命诸生讲《论》《孟》，是则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讲；或令诵先生所编《观澜集》而听之，倦则啜茗归卧，率以为常。”面对学生的误读，林之奇耐心指导，而看到学生的进步，林之奇则心生赞许。不仅如此，与学生相处的林之奇也是率性自然，颇为自得地沉浸在授课过程中。《观澜集》引导门下弟子竞相学习古文章法，又促进林之奇在编写的过程中多看多思，真可谓“教学相长”。

《观澜集》产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林之奇的门生，更影响了文学评价历史上唐宋派的形成。《观澜集》中唐宋作品入选达三分之二，显著体现了林之奇对唐宋文学的重视，而林之奇的文学态度首先影响了弟子吕祖谦。在吕祖谦编纂《皇朝文鉴》与《古文关键》时，林之奇偏重唐宋的文学观念得到发扬，而《古文关键》的普及直接推动了“唐宋八大家”地位的形成，后推动了明清唐宋派的形成，且影响至今。因此，溯源唐宋派的形成，离不开《观澜集》的重要影响。

林之奇为人学养深厚，志洁行芳，不仅为官清正、补益当世，而且教学硕果累累，既有《观澜集》著成，又培养出许多社会良才。读书对林之奇来说，不仅是明理明志的来源，也是他行道传道的根底所在。

林之奇解经、治学与教育，面向的是大批将来可能影响国家命运的儒生，是为国家服务的。作为坚定的主战派，《宋史》记载了林之奇面对宋金战事的态度，而主张备战的背后，也体现出了林之奇对人才的重视：“战之所须不一，而人才为先。必求可与共患难者，非得如庞士元所谓俊杰者不可也。”林之奇认为，若无贤才则治国无望，因此文臣武将须有俊才，亦须有坚定的忠贞爱国之心。

爱国之心必求安邦之道，而安邦之道又蕴含于儒家仁义之学。因此，林之奇强调对儒家仁义之学的学习与教育。在他看来，真正的“道”不是若即若离的抽象之物，也不是无法捕捉的内容，而是存在于日常人伦日用与仁义之学之中。在阐释儒学、发扬《论语》学说时，他强调了“仁义”对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的首要内容，是立人成事之根本。故其上疏，“首言‘尧舜执中，不离仁义’，次言‘宜革文弊，归于忠实’，又次言‘毋尚庄老之学’”，得到高宗的极大赞许。

林之奇对选拔人才也有自己的看法。在秘书省时，林之奇曾上书宰相建言，指出人才有三类：擅文之才、正严之才和有用之才，而三者中又以有用之才最为难得。当然，林之奇并不认为擅文之才、正严之才没有用，“以之当平居暇日，羽仪朝廷，可矣”，但“一旦乘之以缓急”，则非有用之才不能力挽狂澜，其才能与价值不可替代。有用之才不以文采和举止论高低，而能在关键时期经世致用、出谋划策，为国家真正作出贡献。所以，林之奇对人才的培养，强调实用性，强调在关键时期能担当重任。

当时的环境下战事频繁、朝廷百官畏谨退缩，国家正需要大量有用之才。因此，林之奇认为应该极力发现这样的有用之才：“要在于求之不病其广，得之不厌其多。”

不仅要发现，还要善于培养。林之奇强调了养才的重要性，阐述了如何培养有用之才、如何正确对待和招揽有用之才。他以养木、养马为喻，认为“如能养之于闲暇，则为机益深，为力益锐，为志益广，出而任国家之事，宜其绰绰然有余裕矣”。重视人才、善养人才、广用人才，这是林之奇的人才观，也是林之奇教育观中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