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林纾的评价

今年是严复（1854—1921年）诞生170周年，也是林纾（1852—1924年）逝世100周年。他们是同乡、同时代人：严复比林纾晚生二年，早逝三年，可谓是清末民初闽都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

如果说严复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者，那么林纾则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之数量及译文之魅力而享誉文坛者。林纾翻译之独特性堪称空前绝后：他自己不谙外语，全凭他人口述而笔录之。

1897年夏，林纾的结发之妻刘琼枝不幸病逝。对此，林纾颇为伤感，终日郁郁寡欢。此时，刚从法国回来，在马江船政局任职的好友王寿昌邀请林纾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这是林纾以独特方式走上翻译道路之始，也是中国系统地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始。

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印行。这是林氏家刻本，书末有“福州吴玉田镌字”一行。林纾署名冷红生，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三四个月之后，索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此即汪穰卿刻本，亦即索隐书屋本。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大江南北，人们争相阅读，好评如潮，称之为外国的《红楼梦》。严复即赋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之肠。”这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译书的热情，他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开始了自己一生的译书生涯。

严复对林纾的翻译小说极为赞赏。民国十年（1921年），林纾70岁虚龄前夕，严复有《赠林畏庐》七言律诗一首：左海畸人林畏庐，早年补柳遍西湖。数茎白发看沉陆，无限青山入画图。自有高文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饶他短后成风俗，佩玉居然利走趋。

首联，林纾字琴南，号畏庐，不懂外文而以古文译西方小说170余部，自然是“畸人”。林纾早年客居杭州，主东城讲舍，别号“六桥补柳翁”。六桥，杭州西湖苏堤上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后湖有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六桥。故云“早年补柳遍西湖”。

颔联，引杜甫《乐游园歌》：“数茎白发那拋得。”沉陆，“陆沉”倒语，国土沉沦。此指清朝覆亡。“无限”句，言林纾擅画山水，成就极高。

颈联，言林纾文章高妙，如汉初之文。严复是翻译大家，深谙译文之不易。重译：辗转翻译。严复认为语言须多重翻译才能传达原意，言地方之极远。林纾小说多由英文、法文、俄文等翻译而来。虞初是西汉洛阳人，曾根据《周书》改写成《周说》943篇，已佚。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

尾联是对林译小说成就的极高评价：衣服长短，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末句“佩玉”句，古人佩玉为饰，典出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佩玉长裾，不利走趋。”此翻用之。以美玉评价林译小说，应该说是至高无上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林纾开创了译介欧美小说之新风气，促使当时的文人、作家可探首域外，汲取异域之营养。林纾数十年的辛勤劳作，为中国近代文坛奉献了巨大财富，“林译说部丛书”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几代人。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界是自林纾开始才逐渐具有了开放性的世界眼光的。胡适评价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康有为将他与严复相提并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郑振铎认为林纾提高了中国人对世界和西方文学的认识与了解，打破了中国人历来看不起小说的旧传统，开了翻译世界文学风气之先。

比较而言，严复的影响大于林纾。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的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此诗写于1921年，同年此后不久，严复病逝于福州郎官巷。三年后，林纾也随严复而去，告别人世。一百年后，当我们回望严复、林纾这两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时，无不抱以深深的敬仰之情，再次感悟他们当时的非凡见识与历史瞻望。

（作者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