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致于式枚的一通佚信

严复先生（1854—1921年）早年以译介《天演论》一书闻名海内，终身致力于传播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各类西方学说及学术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知识界、思想界、教育界乃至公共文化界，都曾产生过既发聋振聩又持续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历经一个多世纪，至今犹存。

作为中国近现代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因后世读者与研究者众多，严复的个人著述及相关史料文献，历年来被不断搜集整理，已经结集印行的各类出版物规模庞巨，蔚为大观。10年前，随着《严复全集》于2014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关于严复著述与包括书信在内的相关史料文献的广搜精编，可谓告一段落。如笔者辈一般读者及研究者，就此拥有了一部搜罗宏富、编制精审、可直接用于研究参考的基础性文献。

不过，严复生前致送亲朋师友的巨量书信，更为读者与研究者关注，因其不但是研究其个人生活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数据库，更是一个宏微价值兼具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宝库。或亦正因为如此，《严复全集》出版之后，是集书信部分的编者仍不断增补与校订，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令更多稀见珍罕的严复书信纳入“补编”工程之中。

终于，继《严复全集》出版8年之后，2022年4月，作为《严复全集》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信部分，率先推出增订一新的单行本专集。在全集原有496通书信的基础上，复又增补45通书信的《严复书信集》，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面世。

遗憾的是，除了笔者新近发现且已披露过的严复致胡朝梁一通书札，以及严复致丁叔雅与吴彦复的一通短札之外，近日竟又发现了严复致于式枚的一通手札，亦为《严复全集》《严复书信集》所未收录者，仍属“佚信”之列，可称两部集子的又一“遗珠”之憾了。

笔者在翻检台湾《政论周报》旧刊时，意外发现该刊第114期的常设栏目“名人墨宝”中，影印有一帧严复手札。信文照录如下：

晦老侍郎执事，闭会日一谈，甚快。兹呈折扇一张，乞公加墨，以为永宝。最好乘兴为书两面，尤感文章气谊。久故求与公正敬者，一时固甚难也。手此奉渎，即颂时祺。

严复谨上 廿三

上述一通手札，表述简明，不过区区七八十字；内容简单，无非是严复向友人求赐墨宝（赐书扇面），这一番看似日常的文士酬应之举，实在是司空见惯、平淡无奇，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价值。

不过，但凡翻检过《严复全集》《严复书信集》的读者，即可知这么一通简短的手札，自有其不可忽视、弥足珍贵的价值。因这两部集子里，均未收录过严复致于式枚的任一一通信札，也即是说，严、于二人的通信，在目前已知的严复研究基础性文献里均属“空白”，而这么一通短札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关涉严复与于式枚交往事迹的研究，悄然打开了一个“窗口”。

言及于此，就有必要约略介绍一下于式枚的生平履历了。于式枚（1853—1916年），字晦若，祖籍广西贺县，四川营山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后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与召开国会，因得皇族及“保皇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后经张之洞奏荐，复任吏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隐居青岛。1913年，清史馆成立，任纂修清史稿总阅。1916年病逝于上海。

据上述履历可知，作为清末重臣、“保皇派”中坚的于式枚，与严复虽为同一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可二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思想立场以及事业生涯，均有着明显差异。二人虽年岁相当，亦皆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舞台之上，可正是由于这些个人志趣与生涯景况上的明显差异，“交集”本就不多，“交谊”则似乎更是几近于无。

事实上，后来因译著《天演论》等西学名著，一度声名远播、可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个人事业生涯之初，也无非是以科举仕进为人生第一要务。然而，其人曾四度参与科举考试——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1889年参加顺天恩科乡试，1893年再次返回福建参加乡试，均以失败告终。

直至1909年底，清廷委派与严复皆为同龄人的于式枚、梁敦彦等组成一个特别的考察组，赶赴各省考察表现优异的留学生，分别授以进士与举人出身。1910年初决定该次共审核通过23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办理铁路有成的詹天佑，赏给“工科进士”；其次则是严复，赏给“文科进士”。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机遇之下，严、于二人的因缘，方才得以开启。

试想，时年已56岁、曾4次乡试落榜的严复，面对57岁学部侍郎的考察与“提携”，当时景况与个中况味，恐怕一时间心中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表的。虽然如此，待到1910年初，当被朝廷列举为“文科进士”的消息传来，严复还是即刻赋诗《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一首，为之“诗言志”一番，诗云：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显然，诗里是有怨气的。诗中怀才不遇与英雄迟暮之感，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无论如何，严、于二人的交往，可能正是从此次清廷“选士”之举开始的。如果笔者的这一推定成立，新近发现的这一通严复手札的书写时间之上下限，也由之可以推定，即1910—1916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