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古代福建殷国

背面有“殷”字的殷国钱币“天德重宝”

电影《封神》的热映，使人们对距今3000多年的大商王朝多了些直观认识，剧中的商王、王子都姓“殷”。在真实的历史中，殷是商的别号，司马迁的《史记》就将记载商朝的历史称为《“殷”本纪》。一般来说，商也称“殷”或“殷商”。

有趣的是，在殷商灭亡2000年之后，也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福建地区冒出一个小王国，国号令人意外地也叫作“殷”。这个福建殷国前后存在时间不过两三年，却充满了戏剧性。

兄弟反目 又打又和

话说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来自河南的王审知兄弟率军占据了福建全境。王审知执政约30年，励精图治，保境安民，福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王审知死后，由其长子继位，并正式建立闽国，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多个小国之一。

可惜不久闽国就爆发了王氏子孙骨肉相残的悲剧，简单来讲，就是弟弟杀哥哥、哥哥杀弟弟，侄儿杀叔叔、叔叔杀侄儿，杀来杀去，甚至连儿子都公然弑父夺位。而福建殷国就是在闽国后期，因兄弟相争而诞生的分裂王国。

殷国的创立者是王审知的幼子王延政，长年担任建州刺史。建州城位于现在的南平建瓯，当时统辖福建西北部，是闽国的军事重镇。王延政在建州经营多年，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

939年，闽国福州发生政变，王延政的哥哥王延羲被推上了闽国王位。继位后，王延羲表现得荒淫残暴，并将王氏宗室当成威胁自己权位的竞争对手，进行无情打压。建州刺史王延政对此颇为不满，经常写信指责劝谏兄长。本来向君王进谏这种事情属于常规操作，但王延政的宗室身份及建州兵权，让身为闽王的王延羲格外敏感，要知道在十几年前当时的建州刺史（王延禀）也曾批评指责闽主，进而犯上作乱。这种建州军头造反的历史先例，使得王延羲对王延政的批评十分恼怒，越发猜忌。

于是，他派出监军到建州监视王延政不轨行径。兄弟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终于爆发军事冲突。940年春，王延羲以王延政谋反为由，派出4万大军，围攻建州城。王延政一时感到压力山大，就向邻国吴越（国都在今浙江杭州）求救。吴越国见闽国内乱，觉得有便宜可占，也派出4万吴越兵前往建州解围。

谁知没等吴越兵到来，王延政的建州兵就大发神威，击败了福州兵。等吴越军赶到建州城下时，战事都已经结束了。情势有些尴尬，王延政只得赔笑道，感谢吴越友邦前来相助，不过福州兵已经被我打败，现送上酒肉犒劳贵军，请好吃好喝后尽快班师回国吧。

吴越兵辛辛苦苦跋山涉水而来，岂能空手而回？于是4万大军就在城外安营扎寨，赖着不走。王延政虽然刚刚打败福州兵，但自身也是损兵折将、士卒疲惫，实在没有信心再与吴越生力军对决，无奈之下，就放下脸面向哥哥王延羲求助。王延羲自然也不愿眼睁睁看着建州落入吴越国之手，虽说我们兄弟之前打生打死，但为了守护闽国江山，在外敌面前，还是要一致对外嘛，于是又派出2万士兵支援建州。这一波操作把吴越兵给看呆了：这兄弟俩唱的是哪一出啊，之前是弟弟请我打哥哥，现在哥俩一起来打我？！

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王氏兄弟携手合作下，吴越军队大败而去。在对外军事胜利的良好形势下，刚好南唐（国都在今江苏南京）开国皇帝奉行和平主义，派使者前来调和闽国王延羲与王延政的矛盾，兄弟俩就坡下驴，暂时放下恩怨，双方就和平问题开展了友好对话，并在父亲王审知的坟墓前郑重盟誓，表示要和谐相处云云。当然，这些只是表面功夫罢了。

争夺名分 称帝建国

王延羲是闽国之主，据有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四州之地，而王延政只有建州一地，但在军事对抗中，原本实力占优的王延羲并未能取得明显优势。两人不断增税扩军，兵戎相见，搞得民怨沸腾，军民死伤无数，福州、建州两地之间，尸横遍野，“暴骨如莽”。经过一两年的内战，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谁也奈何不了谁的相持局面。

除了在战场上较量，兄弟俩也展开了名分之争。940年底，王延羲的闽国王位获得中原晋王朝的正式认证，闽王的地位更加巩固。941年初，王延政向闽王王延羲提出要当威武军节度使，这个要求可不一般。要知道从闽国的实际创立者王潮、王审知开始，威武军节度使就是历代闽国之主拥有的头衔，历来被视为闽国正统的象征。你一个建州刺史竟敢打这主意，其窥视神器的狼子野心不就昭然若揭吗？

王延羲当然不肯相让，以违背祖制为由加以拒绝，另外给了弟弟镇安军节度使和富沙王（富沙是建州别称）的封号。这样大家都是节度使，也都有王的称号，看起来差别小一点。当然王延羲的闽王代表着闽国统治正统，是富沙王这种地方藩王不能比的。

后来，王延羲干脆直接给自己加冕，称大闽皇帝，更是从名分上稳稳地压过了王延政。这个大闽皇帝虽然是王延羲自封的，但他逐渐当真了，之后甚至把威武军节度使、闽王的称号都转给了儿子，进一步强化了自己与王延政的君臣之别。碍于臣子身份的王延政暂时隐忍，自称闽国兵马元帅。

943年，不甘心居于人下的王延政撇开闽国，在建州宣布成立殷国，自己为殷国皇帝，改年号天德，设置文武百官，还发行殷国钱币“天德重宝”等，俨然独立王国。这下王延政倒是过了皇帝瘾，可惜福建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了。

古代确立国号一般都有其缘由，如封地、爵位等，至于王延政为什么会选择“殷”这个比较少见的国号，历史典籍中并无记载。五代“殷”国，是否在“致敬”上古殷商？也不得而知。在个别宋朝文献如《五国故事》里，将王延政建立的殷国称为“大商”，似乎认为这个“殷”国与“商”朝有关，但这表述也很可能只是避讳改字（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名赵弘殷，时人将“殷”改称“商”）。所以，这个福建殷国国号的起源由来，还是一个历史小谜团。不过古代福建素有“好巫尚鬼”的传统，王氏家族也很迷信，倒是与殷商王朝崇拜鬼神的气质比较契合。

以建州为中心的殷国虽然成立了，但毕竟国土太小，本来整个闽国总共也才五个州，在五代十国里属于倒数，现在这独立出去的殷国更是只有一个州的地盘，下辖五个县，所以当时人们觉得王延政这皇帝上不了台面，讥讽其为“五县天子”。

王延政本人也没有太把殷国当回事，他既不争取中原政权的承认与赐封，也不注意与邻国搞好关系，对外还是保持着自己闽国节度使、藩王的身份。这个殷国自然就没有被列入五代十国之一。可以说，王延政成立殷国主要是为了在名分上与王延羲平起平坐，他的真正目标还是要打败王延羲。

内忧外患 迅速败亡

从闽国独立出去的殷国太过弱小，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换了国号而变好，反而变得更差了。为了应付军事行动和奢靡生活的需要，王延政横征暴敛，搜刮无度，以至于负责征税的杨姓官员被民众骂作“杨剥皮”。建州人民对王延政的统治怨声载道，朝野上下离心离德，军队中也出现了将士叛逃现象，殷国其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944年初，“和事佬”南唐皇帝又来劝架了，写信劝哥俩顾念祖先基业和兄弟情谊，尽快停止争斗，重归于好。兄弟俩收到这封调解信，都觉得充满了道德说教，“爹味”太重，根本不以为意。想想也是，上回是兄弟俩自己想讲和，才给南唐皇帝面子。而这回两方都打出火气，不死不休，哪里会听外人劝解。

于是，哥哥王延羲回信反驳说，古代的周公、唐太宗都曾诛杀兄弟，可见古代圣贤并不是无原则维护兄弟情的，该斗还是要斗。弟弟王延政的回信就更不客气了，说你南唐恐怕没资格讲我们吧，南唐本是人家杨氏的地盘，杨氏待你们不薄，你们却夺了杨家的天下，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来跟我讲道义、说情谊？

南唐被无情揭了老底，当下气得够呛，随即与殷国绝交。当时在南方众小国中，南唐与吴越两国算是实力比较强大的。而闽国相对弱小，却同时得罪了两大强邻，加上自己又内乱不止，埋下了被灭国瓜分的种子。

不久，福州禁军将领连重遇、朱文进发动叛乱，杀死闽国皇帝王延羲，并将在福州的王家子孙屠戮一空，攫取了闽国统治权。远在建州的王延政听闻福州发生事变，顿时又惊又喜，老对手王延羲死了，试问福建还有谁能跟我争？当即以闽国宗室身份，名正言顺地出兵讨伐连重遇、朱文进。由于连、重二人的统治缺少合法性，难以获得闽人的拥护，泉州、漳州、汀州先后脱离福州控制，尊奉建州王延政为主。而在福州的王氏旧将也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连重遇、朱文进，请王延政来主持大局，重新扛起闽国大旗。

945年初，王延政取消殷国的名号，恢复使用闽国国号，终于当上了闽国皇帝。至于殷国这一临时性的过渡国号，就再也没人提起。可以说，殷国的短暂历史，到此就突然结束了。

福州臣子本想请王延政到福州继位，不过这时南唐已经侵入建州，迫于南唐军队势大，战事紧急，王延政选择坐镇建州城，抵抗南唐进攻。但建州百姓深受王延政暴政之苦，反而盼望南唐军队的到来，许多群众“伐木开道”迎接，纷纷做起了“带路党”。不久，国弱民穷、不得人心的闽国建州政权（原殷国）被南唐攻灭，王延政投降，汀州、漳州、泉州闻讯，都向南唐臣服。至于福州，一度成为本土军头与南唐、吴越各方势力的角力场，最终被吴越国占领。闽国王氏基业灰飞烟灭。

百年难题 终得解决

偏处东南的闽国为什么会长年动荡不安？当时中国南方存在着多个小国，并非都有严重内斗，像吴越、南唐等国的内政就比较和谐稳定。这样看来，闽国乱局似乎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从唐末五代的历史大背景来看，闽国内乱又有其历史必然性。其中涉及地方势力失控、武人频繁作乱等因素，都是积弊已久、难以解决的历史难题。

唐朝为了加强边防，在地方设置节度使，后来节度使的权力不断膨胀，统揽地方财、政、军大权，形成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势力，那场几乎将唐朝灭亡的安史之乱也因此爆发。后来唐朝廷虽然平定叛乱，但始终未能处理好地方藩镇问题，中央权威不断丧失，大唐最终亡于藩镇。接下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大一统的政权，其实算是唐朝藩镇割据势力的延续发展。在这个持续50多年的乱世里，各个藩镇军阀互相攻杀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仅中原地区就经历了五个朝代、十几位皇帝。拥有兵权的军头甚至喊出“励志”口号：“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既然有兵有权就可以造反当皇帝，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无从谈起。

福建闽国本身也是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产物，但其内部也没有解决好地方藩镇与武人军头的问题。闽国各州刺史（往往是王族）权力过大，独立性太强，如同土皇帝一般。王审知在位时，就发生过泉州刺史不守规矩，绕过闽王，直接向中原朝廷请封的僭越事件。虽然很快被王审知压住了，但也暴露了王氏对各州的松散统治。王审知一死，继任者权威不足，更不足以压制地方势力与实权武将的野心。所以我们看到，王审知死后的闽国历史充斥着各种造反内乱：王延翰在位时，泉州刺史、建州刺史造反；王延钧在位时，建州刺史造反；王继鹏在位时，禁军将领造反；王延羲在位时，建州刺史、禁军将领造反，甚至建州还一度分裂为殷国。所以，包括“殷国独立”在内的闽国一系列乱象，其实是唐五代藩镇军阀问题在福建的集中表现而已。

这种武人动不动就造反的历史难题，直到宋朝建立之后才得到妥善解决。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也是军头政变出身，深知军权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即位不久，就来个“杯酒释兵权”，将全国精兵都抓在皇帝手里。在军队实行训练、调动、指挥三权分离，还定期更换部队驻地和将领，避免武将权力膨胀。在各地实行财政军分权制约，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宋太祖和宋太宗通过一系列措施，确立了“以文制武”“重文轻武”的大宋国策和祖宗家法。

应该说宋朝严防藩镇与武将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一举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绵延200余年的兵权失控、武人乱政问题。两宋300年，尽管对外战争比较“拉胯”，但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藩镇造反与武将夺权的情况，堪称封建王朝的奇迹。“以文制武”的文官政府和文治传统，也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智慧之一。

（作者单位：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