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新闻网9月3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翁宇民）昨日福州晚报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特刊推出之后，唤起不少老人的回忆。出生于1927年的郭宝芝，昨日特地致电本报，述说了他的抗战故事。作为南下到福州的干部，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小队，10个人中有8个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老人家希望记者记下他口述的那些历史，让年轻人记住：只有国家强盛，人民才不会受欺侮。

郭宝芝于1943年底入党，因为入党心切，他虚报了年纪，当时其实仅有16岁。他的家乡山西沁水经常有鬼子来扫荡，“不抗日就没法过了，日本人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他的入党申请还没批下来，一次规模特别大的扫荡又开始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还是小伙子的他被鬼子抓住，押送被抓村民的是两个汉奸，只有一个带着枪，郭宝芝瞅准一个机会拔腿狂奔，才逃过一劫。等鬼子的三天扫荡过去，他回到村里，看到尸横遍地。其中有一岁多的孩子，孩子的母亲被鬼子在心口上扎了个血窟窿。有的人被活活烤死，有的被砍断脖子后面的筋，挣扎着流血而死。郭宝芝的两个舅舅、一个表弟、一个表兄、一个堂哥都死于这次扫荡。

扫荡结束后，郭宝芝的一个舅舅带来他入党被批准的消息，从此郭宝芝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解放后郭宝芝成为南下干部来到福州，从此扎根工作在榕城。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南下的一个小队10个干部，8个人是在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现在只剩下他一人了。晚报昨日报道的抗日志士纪念墙落成，让他特别有感触。他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对历史不感兴趣，日本右翼势力又企图否认侵略历史。他说：“要记住我们为什么要抗日，当时的百姓不抗日就活不下去了！要教育下一代，把国家建设好，不强盛就要受欺侮，不强大就会被侵略。”

福州新闻网9月3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王杨林 叶诚）昨日下午，10多位福州西门鸡角弄先烈后人聚集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一株老荔枝树下（鸡角弄烈士就义地原址），他们都佩戴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徽章，一起献花篮祭奠先烈，共忆抗战救国史。

几位先烈后人告诉福州晚报记者，鸡角弄先烈中，至少有5位参与过抗日战争或抗日救国宣传运动，他们是王于洁、潘涛、黄孝敏、陈炳奎和余长铖。他们的姓名都刻在了由福州晚报等单位发起建设的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上。

　　日军拍的《从仓前山眺望省城福州》。

　　日军标注福州轰炸目标。

福州新闻网9月3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李锦清/文朱家麟/供图）昨日，致力于搜集日军侵略福建史料的厦门老报人朱家麟告诉记者，他最近在研读日军史料过程中，发现了日军当年为轰炸福州而绘制的航空兵要地志图，它们分别是日军侦察人员于战争前夕绘制的福州全景图以及清晰标注福州地面轰炸目标的《福州附近爆击目标要图》。

朱家麟介绍，这是国内外首次曝光日军为空袭福州所进行的专项航空军事测绘调查，尤其是《福州附近爆击目标要图》，清晰地标注了日军要在福州市区空中轰炸的重点目标，极为珍贵。和本报此前报道的日军绘制的《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相比，这两份史料的绘制时间更加接近日军入侵福州的时间，佐证了日军不断搜集完善情报，垂涎福州的野心一览无余。

仓前山拍全景图

朱家麟告诉记者，福州平视全景图《从仓前山眺望省城福州》是日军侦察人员在仓前山拍下的福州全景，4张照片构成一张全景图。在这些照片上，日军将重要建筑设施、政府军事单位一一在照片上标注。最近，他将4张照片拼接合成为一张福州全景图。

在这张全景图上，记者看到，黑白画面勾勒了旧时福州的城景，一排标注文字昭示了日军侵略的野心。记者注意到，日军共在全景图上标注了24处单位。除其中一个地名不详外，这些标注单位自右往左分别是：仓前山地带、汽车公路、第二发电所、仓前桥、海军公署、万寿桥、第一发电所、（不详待查）、商业中心地带、日本博爱医院、东瀛学校、天主教堂、东湖兵营、第八十师司令部、绥靖公署福州办事处、于山、白塔、越王山碉堡、警察局、省政府公署、乌石山寺、乌石山、消防瞭望台、水上生活者（疍民）。地图上标轰炸目标

《福州附近爆击目标要图》则是日军侦察人员在地图上清晰标注出了日军要空袭的地面轰炸目标。包括第八十师司令部、绥靖公署福州办事处、东湖兵营、福州飞行场、第一发电所、第二发电所、海军公署、省政府、警察局等在内，均被日军明确列入。

分析这两份航空兵要地志图，朱家麟告诉记者，在《从仓前山眺望省城福州》里，日军侦察人员将有日方背景的日本博爱医院及东瀛学校也标注出来，是为了避免它们被误伤，除此之外，两份兵要地志图都标注出了福州当地的重要建筑设施及政府军事单位，而《福州附近爆击目标要图》明确将这些建筑设施及政府军事单位列为轰炸对象。从时间上看，和1933年日军绘制完成的《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相比，绘制完成于1937年的《福州附近爆击目标要图》更加接近日军入侵福州的1941年，对福州的情报搜集也更加完善和深入。

福州在空袭中损失惨重

日军看重对福州的空中军事行动，与福州当时孱弱的空中防御力量有关。

战事爆发，日军在福州上空肆意撒野。1941年4月，日军30架飞机深入福州上空狂轰滥炸，大批炸弹投向王庄机场、台江第六码头、福州电厂等地，大量工厂被炸毁倒塌，道路、机场、码头、发电厂、水厂、电灯厂、电话公司、造纸厂等遭到沉重打击，死伤380多人，带给福州人民惨痛的战争记忆。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至今仍然不绝于耳，而战争亲历者却在逐渐逝去，厦门老报人朱家麟最近10年致力于在国内外搜集史料，拍摄抗战纪录片，力证日军入侵福建的事实。正是在他的努力下，《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福州附近爆击目标要图》等珍贵史料相继曝光。

图为参加纪念墙落成典礼的抗战老战士在纪念墙寻找自己和战友的名字。　　　

东南网9月2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王毅　摄）1日，镌刻着6700位国共两党抗日老兵英名的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落成，国共两党百名抗战老兵和200多名老兵后人见证了这一时刻。纪念墙长84米，前14米象征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后70米寓意着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王德进接受慰问后十分激动，向众人行军礼回敬。

福州新闻网9月1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林铭 王杨林 陈银燕 通讯员 周畅 吴广钟/文 记者 叶诚/摄)昨天上午，宝龙志愿者驿站的青运会城市志愿者们与台江团区委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台江区五一新村，看望慰问93岁的抗战老兵翁庆权，一起听他讲述抗战故事，向他表达问候和敬意。

台江区上海街道的干部们昨日来到福州警备区干休所，慰问了抗战老兵及其家属共23人。4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抗战老兵出席了慰问座谈会，97岁的老战士王德进接受慰问后十分激动，向众人行军礼回敬。

昨日上午，闽清县抗战史专题展在乃裳广场举行。八年抗战期间，闽清县6000多人应征入伍，涌现出密电专家池步洲、飞虎队飞行员吴其轺等抗日英雄。

新华网福州８月２８日电（记者刘姝君、王朝）“我今年１００岁了，许多像我一样遭受日本兵欺负的女人都走了，我要站出来说话！”福建福清市海口镇前村谢玉娘说，７０多年前，日本兵对前村展开屠村暴行，多位村中妇女被日本兵强行掳走，惨遭蹂躏。

如今，谢玉娘独自住在村中百年老宅里。老宅是一座三进的红砖大院，颇为气派。村民林新利指着门口一块雕花长条石说：“这块门楣是１９４１年鬼子撤退时，用炮舰上的炮打断的，这也是日军屠村的见证！”

记者见到谢玉娘时，她正在村中小巷遛弯，老人头发梳理得规整而别致，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道道“年轮”，但依旧能看出带有南洋味道的笑容。说明来意后，老人踌躇了一下，便领着记者坐在村口大榕树下，讲起尘封了７０多年的往事。

晚清时期，谢玉娘的父亲赴印度尼西亚谋生，与当地一位女子相识、相爱，生下美丽的女儿谢玉娘。经商有成后，谢父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谢玉娘嫁给了同样多代在印尼经商的前村人。婚后，丈夫继续在南洋经商，谢玉娘留在福建。１９４１年，谢玉娘本想带着女儿到印尼与丈夫团聚，但日军的占领让团聚长期搁置。

抗战时期，前村是民间抗日武装的主要活动区，村里青壮年经常集合起来袭扰日军据点，烧毁日军码头仓库，捕杀汉奸，给日军以沉重打击。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９日起，日军突然对前村展开炮轰和扫荡，４７位村民不幸遇难。８月３１日，日军来得突然，谢玉娘还没来得及往脸上抹灰，便被７名日本兵看到，强行掳走。

在日本军营里，谢玉娘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几天。９月２日，日军撤退，她趁敌不备，逃出军营，回到家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玉娘的丈夫回到福清，与妻子厮守一生，直至终老。

如今，谢玉娘独自生活在老宅中，家中儿女轮流过来照看老人。“现在日子好了，儿子都盖了新房。”老人说，“但日子再好，我们也不能忘掉日本鬼子犯下的罪行，日本要向我们道歉，向我们赔偿！”

　　福州救火联合会徽章。（资料图）

　　“光绪二十九年式”步枪。（资料图）

福州新闻网8月20日讯（福州日报记者王玉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民众自发对家园的捍卫。1944年10月8日，在日军来袭时，福州救火联合会（简称“火联会”）等民众，拿起“光绪二十九年式”步枪、竹扁担、木棍等“武器”，跟日军在吉祥山、太平山以及仓前山等地贴身肉搏5小时，成功营救出部分被困人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参加此次武装突袭战的民众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曾经的贴身肉搏战战场，如今的洋头口、烟台山一带，已难觅当初的遗迹。不过，此次战争的参与及见证者——古老的大庙山瞭望台，至今仍矗立在大庙山上，仿佛要向世人诉说那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仓山区政府办公室原主任薛宗耀，潜心研究中共党史多年，通过实地走访，综合旧报刊、各种回忆资料等，还原了不少历史。日前，记者走进他的家中，听他讲述那段逝去却不容忘却的福州民众英勇抗战史。

日军时隔3年再次侵犯福州

1944年10月4日，对福州民众来讲，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福州第二次沦陷。这天开始，街上再次出现不少张着血盆大口的“膏药旗”和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

薛宗耀告诉记者，进入1944年下半年，日本法西斯为扭转太平洋战场的败局，制定《“捷号作战”计划》和《陆海军今后作战指导大纲》，以“温州及福州附近沿海要域为目标”，企图通过派兵夺取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达到维护现有海上交通线和台湾安全，阻止美军在此登陆和建立威胁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牵制闽、浙两省的中国军队，以配合其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等目的。

9月27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三军西原独立旅团山本联队所部和伪军等，从连江县敖江口地区的浦口、东岱、晓澳等地强行登陆。次日，敌军占领连江县城和琯头岭，除了一部取丹阳向罗源方向推进外，其主力分兵经潘渡、汤岭、大北岭和经亭江、闽安、马尾，由北、东两个方向合击福州。中国军队从闽江沿岸至北岭全线抗击，激战数日，接连失利，伤亡惨重。

“这次沦陷来得非常突然。”薛宗耀说，当年的10月1日是中秋节，福州人都在家里过节，不料次日凌晨，战略高地北岭头失陷，形势急转直下。当晚，福州守军传达上峰命令，弃守福州市区，紧急西撤。3日起，第八十师、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二旅依次陆续撤往闽侯县（国民政府于10月10日将其更名为“林森县”）徐家村、江洋、大湖等地，以及闽侯县桐口、白沙、大目埕一线。

10月4日凌晨，日军骑兵率先进入市区，福州第二次沦陷。此次沦陷，距离1941年4月21日第一次沦陷仅3年时间。

300余壮士自发武装突袭

“国民党军队后撤后，市政主要机关及其长官也接到秘密通知，迅速撤往乌龙江南岸的闽侯县江口、上街和永泰县塘前、葛岭等地。另外，市区警察也悄悄地向西郊洪山桥等地撤退，全市的治安责任因此全部落到战地消防大队的肩膀上。”薛宗耀介绍。

记者了解到，于1919年成立的福州救火联合会是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以救火为主，也参与服务桑梓、保境安民等社会公益事业。彼时，当局按战时需要，将他们编成战地消防大队，所属救火会均编成分队，拨付步枪、子弹，并略加训练，使之成为半军事化队伍。

日军进占福州后，尚未撤退的消防大队各分队由城内撤往南台，虽在水部、中选、上下杭、三保等地与日军连续发生接触，但非敌野战部队对手，不得不且战且退。薛宗耀说：“当时，消防大队中有一部分临警援丁取道凤岗里、白鹭岭、湾边，撤往乌龙江对岸的闽侯县江口一带，还有一部分临警援丁因退路被封堵，暂时隐匿在吉祥山、太平山等地，继续与侵略者抗争。”

经过清点，消防大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临警援丁因退路被封堵，仍处在敌人的魔掌之中。另外，日军突然窜到家门口，不少单位、民众和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外籍人士，也都没来得及撤离福州市区。

为营救被困人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强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10月4日晚，疏散到南港地区的部分地方官员、爱国人士和有关团队负责人等，齐集江口“镜江宋氏宗祠”，商议以福州救火联合会（即消防大队）、青年团福州战地青年服务队、福州青年国术社、闽侯县民众抗敌自卫队为基干力量，乘着日军兵员尚少且疲惫不堪、阵脚未稳且人地生疏时机，突袭市区吉祥山、太平山等地，并专门成立指挥部，公推福建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青年团福建支团部干事、《南方日报》福州分社社长何震，财政部福建省货运管理处处长兼青年团福州分团部干事江秀清，福州救火联合会理事长徐建禧为正副指挥。

“根据部署安排，突袭行动6日实施，300多名突袭队员一路突袭桥北的吉祥山、太平山、大庙山等地，营救被困的消防大队战友和《南方日报》社福州分社同仁；一路突袭仓前山、上渡等桥南一带，牵制敌人、避免突袭桥北地区的队伍孤军作战，同时给外籍人士乘乱逃脱创造机会。”薛宗耀说，不过受侦查情报影响，突袭行动推迟到8日。

民众争参战同敌肉搏5小时

10月8日凌晨，突袭队员臂缠白布条为记，携带枪支弹药和《告市民书》等，渡江在湾边集结后，兵分两路，突袭桥北、桥南之敌。他们相约，以大庙山火警钟楼的钟声为号，同时出击。

上午10时，大庙山火警瞭望台的钟声连鸣，桥北桥南的突袭队员们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顿时，杀声四起，敌人晕头转向，慌忙中分别龟缩在青年会、文山学校、天一参行、交通银行、中南旅运社、崇圣庙等建筑物或烟台山等高地，凭险顽抗。

在桥北，突袭队伍冲至吉祥山、太平山等地；在桥南，突袭各队先后占据仓前街、观音井、麦园路、对湖路、北台路、龙潭角、大岭顶、望北台等地，包围烟台山并乘胜争夺乐群楼（即万国俱乐部）等制高点和法、英、美领事馆等建筑物。

据记载，突袭队伍所至，沿途市民欢呼雀跃，临时自动参战者数不胜数。他们手持刀枪、棍棒、扁担和消防器械助战，并将鞭炮放在洋油桶内燃放，迷惑敌人且壮大声威。参战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不过，日军最终还是察觉到桥北突袭队伍非正规军，遂在轻机关枪及榴弹筒火力的掩护下出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完成营救任务的突袭队员便主动撤出，由苍霞洲等地渡江退到南台岛，尔后返回南港。

桥南突袭战也十分惨烈。《藤山志》载：由于我方“所用步枪概属旧式，而轻机关枪一挺又复发生障碍，器械窳败为敌所知，遂召集大队向我包围。我仍争冒敌火进迫，前仆后继图夺高地，或攻入屋内与敌肉搏”。“大队陷入重围，子弹垂罄。何指挥下令后撤，拼力冲杀，突围而出，退据白鹭岭高地。一部分由首山退集高盖妙峰寺，绕道至白鹭岭集中。是时，敌军占据高盖山，我仍固守待援。次晨十时，援军（第八十师）不得至，不得已退出市区，经高宅、湾边返回南港。”

“这次突袭行动，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不但歼灭敌人，营救出被困的相当一部分消防大队战友和民众，外籍人士中除了英美籍院长和一些医师因敌人监视较严不易逃出外，其他包括协和高级护士学校的学生们都成功逃出来了。”薛宗耀介绍，当时的《南方日报》就报道：我方突袭队员和民众以低劣武器及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肉搏五小时，毙敌四十余名（当事人均回忆杀敌九人、伤敌十余人），获枪二支，军用品一批”。此后，日军“不敢单人出行，出则武装结队”，“入夜即告戒严，盖敌惧怕我突袭之故”。

不过，突袭行动也让福州“火联会”等民众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牺牲参战队员、殉难民众多达29人，包括用竹扁担杀敌的刘太平，手执木棍作战的16岁少年郑乌鼻，以及高擎国旗冲入敌阵搏斗、年仅14岁的小学生柯云炳等。后来，大部分烈士遗体合葬在西门外原救火人员死难墓群。

薛宗耀介绍，1945年5月18日，福州第二次光复。6月24日上午7时，福州市各界3000多人在文艺剧场举行“三十三年（即1944年）十月八日福州民众抗敌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在乐队伴奏之下，“火联会”全体临警援丁护送烈士灵位进入大庙山祠内安奉。

　　日军绘制的闽江口炮台位置图。朱家麟供图

福州新闻网8月19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李锦清 通讯员王辉）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当年，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它入侵福州，守卫福州的闽江要塞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据厦门老报人朱家麟先生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侵略者就将目光投向了闽江上的军事设施，他们周密侦查，并将详细情况记录在了1933年绘制完成的《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并称“凭借舰炮和空军的威力，还是有可能强行通过的”，而历史证明，面对福州军民的奋起反击，侵略者又一次说了大话。

记录要塞兵备废弛侵略者气焰嚣张

朱家麟先生说，1933年完成的《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中，闽江要塞的情况作为独立的一章介绍，可见日军对我闽江军事防御力量的重视。

日军侦查人员重点对闽江口及闽安镇（今马尾闽安村）的要塞设施进行了调查。在闽江口要塞中，他们深入查看了划鳅炮台、电光山炮台、长门炮台、獭石山炮台、金牌炮台及电灯塔和水雷营。对闽安镇要塞的侦查，也包括了南岸炮台和北岸炮台。

朱先生介绍，日军侦查人员对要塞的情况非常了解，大到炮台周围的地形和大炮的类型、口径及射程，小到炮台的建造用土、官兵居住位置都一一记录，甚至摸清了每一门炮的使用状况，比如提到划鳅炮台时，日军侦查人员称“这个炮台从左边算起第二门火炮是坏的”。

日军侦查后认为，闽江要塞兵备废弛。在兵要地志中，除了长门炮台有新安装火炮的记录外，旧式火炮及废弃炮台的记录在各炮台的情报中频频出现。另外，日军侦查人员通过船夫、要塞守兵及间谍了解到，闽江要塞平日疏于训练，战斗力较低。

基于侦查到的闽江要塞情况，日军侦查人员认为，凭借船坚炮利可强行通过闽江要塞，他们在兵要地志中嚣张地总结道：“按现状，即便敌方再加于修整，凭借舰炮和空军的威力，还是有可能强行通过的。”

闽江激战重挫日军四面受敌被迫转移

《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完成于1933年，日军侦查人员当时的论断，低估了中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记者了解到，从朱紫坊走出，后来成为抗战海军名将的李世甲，1934年起调任马尾要港司令，整顿防务积极备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奉命构筑闽江口阻塞线。

1938年厦门沦陷后，闽江口形势告急。5月，李世甲命人在闽江江面布设水雷，严密戒备日军进犯，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造成我多艘兵舰沉没或搁浅，李世甲将这些兵舰上的士兵重新整顿后，加强要塞守卫。1939年9月，李世甲下令拆除连江川石岛与马尾的闽江航行标志，并通过沉船和填土方的方式阻塞闽江主要航道，阻遏日军深入。

《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预想了遭遇中国军队抵抗的情况，并在地志中提出“计策”。日军侦查人员称：“如果敌方利用地势加强防御，特别是在水中增添障碍物，那么要攻克和通过，是需要相当的准备和实力的。看来要采取趁敌不备偷袭的战略。”

从公开的史料来看，日军在进犯闽江口时确实多次采取突袭战术，中国军队顽强阻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1939年6月，日军突然袭击攻占闽江口的川石岛后，又欲突袭粗芦岛，被中国军队水陆联防迎头痛击，日军多有死伤，进攻企图受挫。1940年3月，日军一艘汽艇进犯，中国军队开炮还击，汽艇中弹后在逃跑途中沉没。

1941年4月19日拂晓，日军海陆空大举进犯福州，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猛攻长门要塞。李世甲率陆战队和各炮台军士与日军血战，始终未让日军从长门登陆。日军只好绕道转攻连江、长乐、福清，从两侧迂回进攻闽江炮台，马尾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况。1941年4月21日福州沦陷后，中国海军被迫自毁炮台，转移突围，继续抗战。

　　郑大志老人的荣誉证书

福州新闻网8月19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吴康乐 通讯员 陈雪银文/摄）1941年，日军集中1.2万兵力发动了代号为C4的“福州作战”，中共福建省委组织百人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军。记者多方走访，见到了今年86岁的抗日游击队队员郑大志，听他还原长乐玉田龙卷墓一带军民的抗战事实。

游击队入驻龙卷墓

屡次重创日军

郑大志一直生活在长乐玉田村，这里是抗日游击区之一。1941年4月中旬，4000多名日军分别由连江、闽江口、长乐入侵犯闽，国民驻军败退，各地相继沦陷，中共福建省委组织百人抗日游击队，陈亨源（江田南阳人）带领闽中地下党游击队入驻龙卷墓开展抗日活动。

“当时日军来到村里围剿我们武装部队，龙卷墓提供了很好的打游击条件。”郑大志说，龙卷墓地理条件隐蔽，作为当时的抗战基地不易被敌人发现。

有一次，日本兵骑马入村，很多村民以为是土匪来抢劫，就把牛羊赶到后山去。村里有个年轻人养了很多牛，他有把土枪，朝天空开了两枪想吓跑土匪。谁知这些日本兵听到枪声，以为是游击队，就追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开枪打死了年轻人。年轻人在日本兵来之前已经把土枪藏在了牛棚的灶灰堆里，日本兵搜查武器无果打算离开。

郑大志说，就在日本兵进犯的时候，游击队长郑英桂的妻子也得到消息，想办法通知村里的游击队员撤离，可是她在行动时正好被对面山头的日军看见，日军朝她开了一枪，子弹从她嘴角贯穿而出，幸运的是日本兵没有追上，她才得救。

后来，日军的扫荡屡遭失败，他们就在长乐至福清的山道要隘玉田蕉岭北麓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设置封锁线，妄图切断长乐抗日游击队的对外交通联系。

郑大志说，当时日军要求附近各村都要出人力挖壕沟，很多村民都躲了起来。据郑大志了解，1941年8月4日，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中岛中佐，率日兵百来人视察封锁线工事，长乐抗日游击总队获得情报后，制定伏击方案，打响了琅尾港伏击战，重创日军。

龙卷墓农场成红色根据地

据了解，1933年，中共地下党员郑乃之出面向长乐县国民政府申请创办龙卷墓农场，以此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农场注册名称“保证责任长乐县玉田垦牧生产合作社”，以郑乃之、郑春敏等13位革命同志组成社股，设理事会、监事会，郑乃之任理事会主席，郑春敏任场长。

1942年江田事件发生，长乐南阳革命基点村暴露，闽中特委机关转移到龙卷墓，从此，龙卷墓成了特委机关隐蔽驻地之一，成为中共福建省委直管的一块红色根据地。龙卷墓向东可达中共福建省委旧址所在的长乐南阳风洞山，东南可抵福清的革命老区南岭梨洞，西北可到林森县游击大队所在的闽侯鸭笼顶。

据《长乐乡土文化丛书——玉田》记载，1944年，曾镜冰、黄国璋分别在长乐南阳、福清梨洞约见郑乃之，听取关于农场和玉田、桃源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汇报并作相应指示。同年11月，经中共华中局决定，农场为闽中军分区补给基地，直属军分区，任命郑春敏为闽中军分区供给处处长。闽中游击队通过农场源源不断地得到人员、粮食、药品、武器弹药等补充。

当时常有前方送来的伤病员，农场特约玉田中医郑启东、郑禄祺上山为他们治疗，女伤病员由郑春敏爱人和农场女工友护理。

1947年3月28日，福清龙高暴动打响，30日黄国璋率龙卷墓根据地闽中助力武装前往增援。此时已成为闽中游击支队队长的郑春敏带领龙卷墓农村18名“亦工亦兵”游击队员参战，但敌众我寡，武装暴动未获成功，龙卷墓根据地就此暴露，遭国民党福建保安一团“围剿”，中共党员、游击队员和老接头户21人被捕，被连夜押往福清监狱。

敌人逼供组织的活动情况，问农场头是谁。党员郑二二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毫无惧色，挺身而出，说：“我是场长，农场的事都是我做主，与农友无关。”

郑春敏等人被捕后，游击队还组织过一次营救行动，但没有成功，郑春敏及农场工人游击队员郑依犬、郑依福、郑依财等壮烈牺牲。

村里建纪念碑缅怀先烈

现在，玉田村龙卷墓还建有“龙卷墓·云居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如今这里成了当地人的精神圣地。记者来到“龙卷墓·云居里革命烈士纪念碑”时还碰到了72岁的老人郑建威，他多年来一直收集整理玉田抗战和解放战争史料，他的哥哥郑建英当年参加了玉田地下党工作。

郑建威说，附近的村民经常自发来这里清垃圾、除杂草，烈士纪念碑始终都是干干净净的，村民们每逢清明节也会来这里祭奠。

　　姜志一年轻时的戎装照。记者任思言翻拍

福州新闻网8月17日讯(福州日报记者 李夏薇 通讯员 外侨萱 文/摄)

突破封锁 投笔从戎

姜志一老人生于1926年，将近90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站在小礼堂的中间给前来参观的市民讲述一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他告诉记者，自己从17岁开始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数次死里逃生。

老人家桌面上一个军绿色的木质卫生箱看起来已有一定的年头了，里面装着老人的“宝贝”，是老人参加过的各种战役的纪念勋章，其中有抗日战争勋章、淮海战役勋章、渡江战役勋章、自由勋章，每一枚勋章似乎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老人的戎马生涯。

姜志一老家在山东文登，他告诉记者，1940年日军占领了文登，一路上烧杀抢掠，民不聊生。“那时我们很恨日本鬼子，经常会听到村里人提到附近村庄被日军占领了，还杀平民百姓。”1943年，怀着抗日救国的念头，姜志一参加了革命。

“投身革命之后我在山东省立建国学校（胶东分校）学习，这个学校主要是培养革命干部，巩固革命成果，我在学习了几个月后被分配在牟海县当会计。”老人介绍，工作几个月后，他一直想着要去前线打鬼子，就一路突破日军的封锁线，来到胶东军区参军。因为念过书，姜志一被分配到胶东军区司令部医疗站当卫生员。

“刚参军的时候，有医生教我们怎么给伤员包扎，怎么给伤员做手术取出身体里的子弹，没多久我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姜志一说，那时候胶东军区的八路军与日军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每次战役之后，都会有大量的伤员被抬到卫生站，所有的卫生员都忙不过来。“给伤员包扎伤口、做手术，每次都要忙上几天几夜。”

多次历险 死里逃生

1945年，在一次战役前夕，姜志一带着卫生员到碉堡里检查药品筹备情况，日军的炮弹突然飞进了碉堡，随着一声巨响，碉堡倒塌了，姜志一身体多处被倒下的夯土和石头压住了，他忍着疼痛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并且将卫生员也拉了出来，所幸的是，两人只是受了一些轻伤。“飞到碉堡里的是一颗穿甲弹，只是打穿了碉堡，并没有在碉堡里爆炸。”

让姜志一难以忘怀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候我们还在山东抗日，得到消息之后，全军区一片沸腾，大家找来了鞭炮，噼里啪啦地放了起来，当天晚上，我们还吃上了多日不见的猪肉。”老人告诉记者，得知日本投降之后，他兴奋得整晚睡不着，想着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后就会过上好日子。

1946年，姜志一被安排到胶东军区战地医院的前方手术队，在多次战役中救治了众多伤员。1947年，胶东军区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1949年改编为31军。之后，他在解放战争中，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参加了上海战役。随后开往福建，8月17日解放福州、9月20日解放漳州，之后在漳州附近进行渡海作战训练准备解放厦门。

1949年10月17日，老人参加了解放厦门岛的战役，“当时我们带着两车弹药和十几个轻伤病号在厦门岛南岸公路遭遇了敌军飞机，子弹就打在我的脚边连水壶都被打穿，还有的炮弹飞进了弹药车里，好在旁边有步兵掩护，有惊无险，人员和弹药都没有损失。”

现在，离休后的姜志一老人时常关注着国家大事，他经常叮嘱家人，不要忘记过去那段艰苦岁月。“当年的战争十分残酷，你们现在的好日子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热爱我们的国家。”老人说。

　　日军向福州城发起进攻

福州新闻网8月16日讯（福州日报记者 张铁国）“日本兵简直禽兽不如!”“小日本在我们福州坏事做绝！”近日，曾见证日军侵略福州的一些老人受访时，发出了愤怒控诉。抗战期间，福州城及其邻近四县曾两次沦陷，日本侵略者在殖民统治中，对福州人民犯下了烧、杀、奸、掠等种种滔天罪行，给福州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烧杀抢掠：孕妇怀抱小孩被日军射杀

日军占领福州期间，残杀无辜民众的罪行触目惊心。其杀人方法有活埋、剥皮、电刑、枪毙、砍头、剖腹，还有用烧红的铁条将人活活烙死；用煤油掺水灌入，腹胀后，踢人小腹，将人弄死；用绳索将人捆住，倒悬在梁上，活活吊死；用鞭毒打，抛入河中溺死；甚至将人捆住，让毒蛇缠身咬死等。

“我弟弟就死在小日本的屠刀下，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今年93岁的闽侯青口镇兰圃村村民潘国金回想那惨不忍睹的一幕，老泪纵横。

据潘国金介绍，1945年农历四月初九晚上，一股日军由长乐营前弃舟登岸，趁夜幕掩护摸到闽侯兰圃山教场坪，窜到他与邻居林依祥的草棚屋。当晚，天下着细雨，两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后来散伙各自回去。刚就寝，肆无忌惮的日军就地搬起寮旁石磨砸开了他家的大门。潘国金连忙穿上衣服，悄悄到后房推醒弟弟潘寿基，拉着他从后门脱身。弟弟刚满14岁，因体力不支，跑出几步就摔倒在地，被紧追而来的日本兵逼到园后垅。随后，躲在附近一片灌木林中的潘国金，听到了弟弟发出的惨叫声。

“鬼子走后我返回山寮，发现山寮被洗劫一空，弟弟和依祥的老母亲黄大妹倒在血泊中，两人头、脸、脖、颈、心窝等处都被刀砍过，惨不忍睹!”潘国金眼里含着仇恨的泪水，抱着死去的弟弟痛哭。据介绍，当天，日寇是在窜行中沿途“扫荡”，不但乱开枪，还用马鞭刀刺劈人，接连枪杀了下洋村看护麦田的农民和琅尾寮的山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闽侯县大湖乡大湖村村民陈文辉和陈达晨清楚地记得，1941年5月22日，日军最先从秦洋方向侵略大湖乡。日军32个骑兵，骑着高头大马，配备机关枪。

24日，在受到国民党守军的打击后，日军进行疯狂报复，对大湖实行“三光”政策。当天早上，大湖村的大人都跑了，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跑不动，留在村里。日军将来不及转移的老、幼、病、残群众70多人抓起来，赶到水松行路下，有的当活靶用步枪点射，有的用马刀乱劈，有的活埋。陈文辉的叔父陈道林一家10人，仅长子、长女逃出，叔父因病没跑。叔父夫妇、3个小孩、1个童养媳，还有婆母都死在日军的屠刀和枪口下。最惨的是怀孕的陈道林媳妇，日寇叫她把一个小孩抱在胸前，然后用枪对准其子射杀，制造了一枪三命的惨剧。母亲和婆婆都是小脚，跑不快，被3个日本兵追上，用铁锹打她们的头和身，使得她们浑身是血。“我们回村时，到处都是尸体，那情景真是太惨了，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永远忘不了。”

　　遭日军轰炸后，福州市区废墟一片。

奸淫妇女：稍有反抗即遭残杀

据资料记载，日军侵占福州期间，经常以查户口为名，三五成群在大街闹市强拉妇女，任意奸污，就连幼女和老妇也不放过，甚至于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翁前辱其媳，子前辱其母，真是禽兽不如。日军第一次侵占福清融城、海口期间，所到之处，被碰上或搜寻发现的女同胞，不论俏丑老幼，皆遭蹂躏、凌辱。被强奸时，稍有反抗，奸后即被残杀，全县受害妇女近200人；日军占领连江后，大发兽欲，四处搜索妇女，任意奸淫，即使老态龙钟者也难幸免。潘渡乡一妇女进城时日军逼她脱光衣裤，任其玩弄，然后又强迫当地男人对其奸污，日寇在旁鼓掌大笑。

说起日军恶行，仓山区城门镇前锦村村民林鉴榕义愤填膺。他说，1944年初，为了免遭日军残害，许多妇女只好剃成光头女扮男装，一名40多岁的城山村妇女被日军发现女扮男装后，遭到强奸。此时日军看见修桶的村民、妇女的表弟“保弟”正好路过，于是命令“保弟”强奸该妇女，“保弟”不从，日军就将其毒打。被迫无奈之下，保弟只好照做以免于毒打，而这群禽兽不如的日军竟在一旁逗乐取笑。

凌辱百姓：饭里拌沙子强迫民工吃

日军占领福州后，在其驻扎处设立门岗，行人经过，必须免冠立正，行九十度鞠躬。由于许多福州同胞对此不熟悉，稍有行礼让日军看“不顺眼”的，就拳脚交加，或在烈日下罚站、罚跪。年老之人，还用火焚其胡须，墨涂其面；年轻妇女则用种种手段侮辱，索胸摸乳，迫令裸体取笑。

“他们真是太欺侮人了！”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永南家园的居民陈依明说，1944年2月，日本兵将村民抓到仓山区盖山镇义序村修飞机场。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6点才收工。苦干一天，吃的是霉米煮饭糊，到分饭时，13岁的他亲眼看见，日本兵用铲土工具铲了泥沙掺在饭糊里搅拌后分给民工吃。见一些村民不吃，日军就用枪托打砸。当时民工层流传这样的民谣：吃猪食、住猪窝、吃不饱、嗷嗷叫。

在义序机场工地上有一个50多岁的城门村民，家境贫寒，身体十分瘦弱，因做工不利索，日本兵硬说他消极怠工，命令工头把他的全身衣服剥光，把他推到水窖浸泡，当时是春寒二月，天气极冷，老人经不起风吹冷水泡，不多久就晕倒在冰冷的水窖，后来不知死活。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给福州人民和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连续的狂轰滥炸、肆意戕害，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加上经济封锁和疫病流行，造成了人口大量伤亡和财产的严重损失。《福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报告》显示，抗战期间，福州人口直接伤亡3494人，间接伤亡约277162人，伤亡总人数至少为280656人（不含军人伤亡人数）。

历史回顾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加紧窥视福建并入侵金、厦，同时以金、厦为据点，开始对福建沿海各县市频繁侵犯。1938年2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福州，4月29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附属各机构开始内迁永安。1941年4月18日，侵华日军为实施对我东南沿海的封锁战略，发动第一次福州战役，令华南派遣军陆军第48师团的陀美支队和近卫师团第三联队的多贺大队向福州进攻。4月19日，日军在福清、长乐、连江等7处沿海登陆，随后分兵4路，侵占福州，4月22日，福州沦陷，直至当年9月3日收复。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军为摆脱困境，保全力量，一方面通过控制福建沿海掩护其海上交通，藉保台湾基地；另一方面力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部署南逃后路。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发动第二次福州战役，日军分路从连江定海湾和长乐漳港登陆，10月3日，分兵包围福州，驻守在福州市内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退，敌军先遣部队趁虚直入市区，福州第二次沦陷浩劫，直到次年5月18日收复。

　　已镌刻部分志士英名

福州新闻网8月14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刘琳/文 通讯员 陈凯/摄）由本报与三山人文纪念园联合发起建设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在海内外人士的积极评价中快速推进，现已完成主体建筑，正在镌刻抗日志士芳名。首批将有6000位抗日志士芳名上榜。

今年清明节，本报与三山人文纪念园发起建立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镌刻出生或祖籍福州五区七县（市）以及曾在福州工作过的抗日志士芳名。

纪念墙将建在中山舰福州籍抗日将士纪念之碑左侧，由手模铜雕、抗日志士芳名、长明火雕塑等组成。手模铜雕取自健在且在福州生活的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福州抗日游击队（包括鼓山海军抗日游击队、闽江抗日游击队、长乐抗日游击队、福清抗日游击队等）以及国民党陆军、空军、海军，抗日华侨、爱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并将铜雕组成一个象征着众志成城的图案。纪念墙呈开放式，每年9月3日都将新整理、考证的一批华侨抗日志士芳名增刻其上。

消息传开后，引起海峡两岸的高度关注。目前，已留手模的有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华侨和国民党陆军、海军的抗日志士代表。

福建省侨联、省党史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等部门组织人员核对名单。南京及台湾等地有不少热心人愿意提供帮助，共同建好纪念墙。福州市委统战部、福州市党史办、福州市档案局等也鼎力配合。

自纪念墙奠基以来，建设单位抓紧施工，虽受台风影响多日，但昨日正式复工，现已完成主体建筑，并开始镌刻志士英名。首批将有6000名抗日志士上榜。9月1日将举行抗日志士纪念墙竣工及系列纪念活动。

　　99岁的谢玉娘。

前天中午，福州最后一位慰安妇谢玉娘首次开腔：“我今年99岁了，我知道福州当年像我一样遭到日本仔欺侮的女人都走了，我要站出来说话，日本要向我们道歉！要向我们赔偿！”

难忘血泪老人爽快答应采访

今年99岁的谢玉娘是福清市海口镇前村的一位农民。她的不幸村里人都知道，只是老人自己不说，大家都不愿意再提。

11日，记者到海口镇前村采访日军当年在此犯下的滔天罪行，午后在村里老井周边采访，一位抱着女儿的少妇说：“我们村还有一位慰安妇，她对日本人恨死了。”记者问带路的林先生：“我们方便去采访吗？”他点点头，说：“我带你们去！她恨死日本鬼子了！”

谢玉娘住在村里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里，她的夫家连续多代在印度尼西亚谋生，经商有成，在老家盖起了这座三进的红砖大院。院子颇为气派，林先生指着门口一块雕花长条石说：“这座院子当年建得颇为讲究，这块门楣是1941年9月2日鬼子撤退时用炮舰上的炮打断的！74年过去了，我们一直留着，这是日寇屠村的见证！”

老人卧室的门虚掩着，记者轻轻推开门，叫了一声“依姆嫂”。她坐起问：“找我？”记者看到的是一张依旧美丽且带有浓厚南洋味的笑脸。林先生在她身边耳语了几句，大概是问她能不能说被日本兵欺侮的事，她的脸随即没了笑意。

她大声说：“没什么不可以说的，这些该死的日本仔，我晚上有做梦就是杀他们！”

　　谢玉娘家门旁的条石，其实是70多年前被日军打断的门楣。

她是混血儿美貌远近闻名

她穿上鞋，对我们说：“我们到厅里说。”老人的头发梳得很别致，几位邻居说：“听村里老人说，她年轻时非常漂亮，远近闻名。”

当地人习惯称谢玉娘“番婆”“番仔”。晚清，谢玉娘的父亲赴印度尼西亚谋生，与一位美丽的印度尼西亚土著姑娘相识、相爱，生下了同样美丽的女儿。

谢父经商有成后，带着夫人、儿女回到老家——海口镇先强村上元自然村，谢玉娘从此再未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谢玉娘长大后，嫁给了同样多代在印尼经商的前村人。婚后，丈夫继续在南洋经商，谢玉娘在乡理家，丈夫常回家乡，两人生有二子三女。

准备携子女南渡福清却沦陷了

1941年春，谢玉娘原准备带着儿女到印尼与丈夫团聚。正准备起程时，日军占领了福清，谢玉娘只能继续留在乡间。当时，日军三天两头来乡间扫荡。

每次日军进村，谢玉娘就立即冲进灶间，要么抓一把柴灰抹在脸上，要么抓一把锅灰把脸涂得黑乎乎，然后躲进阁楼。

前村与紧邻的斗垣村都是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区，村里青壮年还集合起来杀汉奸、袭击零散的日兵，还捣毁了日军仓库。

来不及躲藏被掳进日军据点

1941年8月29日，日军接到情报，抗日游击队驻扎在前村，便派出重兵扫荡。8月31日，日军再次血洗前村。鬼子两次进村，47位村民惨遭侵略者杀害。31日那天，日军来得突然，谢玉娘没来得及抓灰抹脸，也没来得及躲避，被进院的四名日本兵看到，他们一边叫喊着“花姑娘”，一边冲了上去……

临走时，四个鬼子要强行带走谢玉娘，谢玉娘坚决不从，日军说“不走，就枪毙你一家”，还端着刺刀四处乱刺。最后四个日本鬼子将死命挣脱的谢玉娘强行抬到日本军营。

在日本军营里，谢玉娘过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几天。9月2日，忙着撤退的日军还嚷着要带她走，她趁敌不备，逃出日本军营，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终于回到家里。

99岁老人希望日本政府道歉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玉娘的丈夫回到福清，与妻子厮守一生，最后病死在村里。

眼下，谢玉娘与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在村里。他的儿女都十分孝顺，儿媳也对他很好，现在洗衣、做饭全是儿媳操劳，还常给她买好吃的。她与记者交谈了一阵，突然说：“我都忘了给你们倒茶，我家里有王老吉，很好喝，我给你们拿。”不顾我们的阻拦，她回到屋里，抱来了半箱王老吉凉茶。记者夸她很有力气，身体很好。她说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啥也不愁，儿子们都盖起了新房，还爱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说着说着，她撩起外衣，露出里面一件十分漂亮的衬衫说：“日子再好过，我也忘不掉日本鬼子犯下的罪行！”

她伸出胳膊，指着上面的老年斑说：“我今年99岁了，我知道福州当年像我一样遭到日本仔欺侮的女人都走了，我要站出来说话，日本要向我们道歉！要向我们赔偿！”老人的目光极坚定。

　　陈亦安指着这张老照片说，这是她家老房子，当年惨案的发生地。

福州新闻网8月13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王杨林文/摄）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进三山。美丽、宁静的福州顿成人间地狱。一日本兵在鼓楼九彩园8号陈家宅院大肆屠杀平民、抢掠财物，致四死两伤，制造了九彩园惨案。昨日，惨案亲历者陈亦安向记者讲述了日军暴行。

日军杀人后

还笑着索要财物

陈亦安老太太76岁，退休前是福州第一化工有限公司硫酸化工厂工程师。九彩园惨案发生时，她才两岁多，被日本兵塞进了炉灶，后被邻居搭救。她的祖父、大姐、二姐、二哥均被杀害，母亲受重伤。

“事发时，我太小不记事。惨案的经过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从外婆、母亲那里听来的。”陈亦安说。

陈亦安儿时居住的九彩园8号陈家宅院，位于今天鼓楼区北大路与鼓屏路之间的外九彩巷。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后，一个初夏的上午，她69岁的祖父陈璇琨和8岁的二哥陈亦成在自家菜园拔草，一个日本兵从菜园边一扇小门进来，比划着表示要陈璇琨带路寻找隔壁家两个姑娘。

陈璇琨不答应，与日本兵起争执，被对方用刀砍死。8岁的陈亦成惊呆了，被日本兵硬推着进了宅院。

陈亦安的母亲吴锦文见到日本兵时，不知公公已遇害，以为对方只是来索要财物。“我听母亲说，当时就这一个日本兵，一开始讲话并不凶恶，还面带笑容，比划着问她有没有金项链、金手镯等。母亲也比划着表示，一家人都吃不饱，没有那些东西。”陈亦安说。

接着，日本兵割下宅子里的电线，将陈亦成以及陈亦安的大姐陈亦惠、二姐陈亦炊分别捆绑在大厅三把椅子上，逼迫吴锦文带路，在各屋翻箱倒柜，却没找到值钱的东西。最后，吴锦文也被日本兵用电线绑在了卧室的床架上。“我当时拼命哭，日本鬼子就用布堵住我的嘴，把我塞进了厨房里的‘老虎灶’。”陈亦安说。

姐弟三人被勒死

母亲被推下池塘

那个日本兵将年幼的陈亦安塞进炉灶后，返回大厅，将12岁的陈亦惠、10岁的陈亦炊、8岁的陈亦成姐弟三人拽到楼上，分别关在三个房间。“我二哥是第一个被勒死的，他遇害前大喊‘大姐、二姐快来救我’，但是被关在另一间屋子的大姐不知情，担心我二哥喊叫后会被日本鬼子打，还喊话让他不要叫。没多久母亲就听到了二哥尿失禁的声音，他遇害了。接着，我大姐、二姐也被勒死，她们当时都来不及呼喊求救。”陈亦安说。

随后，日本兵想对陈亦安的母亲下毒手，但她拼命反抗，没被勒死。日本兵便将她推进菜园中的池塘，见她还没淹死，就用石头、条凳猛砸她，直到她昏死过去，才溜走了。“我母亲遍体鳞伤，苏醒后爬上岸，哭喊救命。邻居听见了，过来搭救，同时把我从炉灶里救了出来。

惨案震惊全城

惨案发生时，陈亦安的父亲、大哥都不在家，躲过一劫。事后她随父母赴三明沙县逃难，小妹陈虬生在三明出生。1945年抗战胜利，一家人返回福州。

数年后，《福建日报》、福州广播电台的记者到她家采访，报道了九彩园惨案，震惊全城。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福州文化宫要办一场与抗战有关的展览，办展方派人到她家中拍摄了当年发生惨剧的地方，了解惨案经过。“那些年，我经常被人邀请去演讲，控诉日军在我家的暴行。那段往事不该被遗忘，我们应该珍惜如今的和平时光，好好建设祖国。”陈亦安说。

　　村民几乎家家都有血泪史。

福州新闻网8月12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刘琳/文 杨勇/摄）昨天上午，由福州晚报与市档案局、档案馆组成的“福州抗日战地大调查”小分队，走进福清市海口镇前村。在这村里，每行一步，您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的血性和不屈。

村里要道上贴的标语多与抗日有关，如：“勿忘雪耻，勿忘抗战”“安倍要道歉，日本要谢罪”等。记者问村民：“这些标语是否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贴？”村里老人答：“我们经常张贴，因为要教育青年一代别忘了日军欠下的血债，别忘了先人抗日历史。”

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前村男女老少抗日救国经历和1941年8月日军的屠村史，给这个村庄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村中老井旁，记者见到正在捆扎松枝的吴瑞玉老人，她今年96岁。1941年8月日军屠村时，她的丈夫林光春在日军疯狂的扫射下，中弹倒下，顽强地站起，快速跑下大海，泅水奋游，躲过了敌人追击，伤好后，参加了抗日军队，最后沙场殉国。听说大家来收集、调查前村抗日史，吴瑞玉忆起往事，挥手作刀，高高举起，不断地做剁砍状，她说：“再有侵略者来，我要剁了他们。”

听说从省城有人来调查、收集前村抗日资料和日军屠村史，村里近百个老人抱着被日军屠杀亲人的照片、拿着自己家里写的日军暴行记录材料，集中在祠堂里。林启铿捧着父亲的遗像和一包父亲的遗物，含泪诉说往事。林父华庭被日军杀害时，年仅29岁。前些年，林启铿与哥哥为父亲迁坟时，在父亲胸部遗骨旁找到了一颗子弹头。他打开用层层白纸包裹着的子弹头，对我们说：“就是这颗罪恶子弹，要了我父亲的命。现在每年清明节、‘七·七’事变日、‘八·一五’日本投降日，我们都会拿出这颗子弹头，摆在父亲像前，向我的儿子、孙子、曾孙们诉说侵略者暴行。”

在日军屠村中失去了祖父和曾祖母的林云开对记者说：“我们村家家都整理了家族抗日史，人人都想控诉日军暴行。”林云开与村中多人合作完成了对日军屠杀村民的口述记录，还建起了纪念罹难亲人的墓园。他说：“我们还要建纪念碑、纪念馆。我们村世世代代都不会忘了抗战，所以有人称我们村是‘勿忘抗战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