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的楷模
——记著名教育理论家、我国高等教育学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
潘懋元在学术会议上发言。（资料照片）
东南网9月11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吴在平）
9日，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在前排就座的代表中，有位白发老者，他就是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之一、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他也是本年度年龄最大的当选者。
15岁从教，历79载春秋，他鲐背之年仍居教学科研第一线；爱生如子，他关怀晚辈，乐育英才，桃李遍天下；敢为人先，他开创新学，被尊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杏坛传道，他著作等身，荣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从教乐教，他治学严谨，无愧中国教育界的师范楷模；一心研学，他薄名精艺，当仁治学先锋，新学泰斗……2013年9月，潘懋元获厦门大学首届“我最喜爱的十位教师”荣誉称号。熟悉老先生的人都说，他实至名归，他培养的研究生如今已经成为知名学者、专家的近50人，获得学位的硕士、博士百余名，更有数不清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
醉心讲台，催生一门新学科
1935年深秋，15岁的潘懋元还是中学生，但文学功底扎实的他被广东揭阳树德小学特邀做兼课老师。他课前做了认真准备，可到了真正上课那一天，一站在讲台上，他就紧张万分，语速变快，思路跳跃，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备课的全部内容，接下去再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搓着手窘迫地站在讲台上。调皮的小学生们一看老师不知所措，便叽叽喳喳地说话，或打打闹闹，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几十年后，潘懋元回忆往事，仍然记忆犹新：“第一次上课失败的经历，激发我下决心学习怎样教学生的教育学，并立下了一个终生的理想——当一个好教师。”
自学，到师范学校当旁听生，少年潘懋元朝着理想迈进。然而，在那个年代，他无法安静学习。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汕头和揭阳青年抗敌同志会，还写下了大量揭发敌人残酷暴行和反映前线军民抗战热情的战地通讯。此外还前往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足迹遍布潮、揭、汕等地。经常抛头露面的潘懋元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外地求学。
1940年6月的一天，连绵阴雨刚刚放晴，潘懋元带着父亲辗转托人筹措的一百块钱路费，和两个好友一起，穿越崇山峻岭。行走七天山路后，他终于找到内迁到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经过两次投考，潘懋元如愿以偿考进厦大，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大学四年，他一边读书，一边到中小学兼课，后来还做了长汀中学教务主任，同时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由厦大推荐，他赴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学习教育专业。1952年初，因为院系调整，他又从人大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潘懋元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经验时说，“我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是平行的，这为我研究高等教育做了很好的准备。”
1957年7月，潘懋元与同事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教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同时在厦大《学术论坛》上发表《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文，这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
他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但应者寥寥。
那时厦大面对大学教师和干部的教育学课程，都是以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的普通教育学。由于教材脱离大学实际，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干部和他本人都不满意。“讲普通教育学的失败，刺激了我下决心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下决心编写一本适合大学教师和干部培训用的教育学教材，也由此萌发了建立高等教育新学科的理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高等教育受到空前重视。“我觉得机会再次来临了。”潘懋元于1978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文章，再次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这一倡议立刻得到全国高等教育界的热切关注与支持。
当年，他在厦大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这个机构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1981年，潘懋元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该书于1984年出版，奠定了这一新学科的理论基础。
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4年，厦大高教所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德学兼备，育得桃李满天下
“在热情生动的争论中，几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潘教授不时插入几句简短的评论，以免出现跑题的现象，但辩论主要由学生自主进行。我入迷地观察着整晚的沙龙，亲眼见识到了潘教授的教学风格和对学生和蔼可亲的态度，而这是此前在相对正式一点的场合中我所从未见过的他。”国际著名的加拿大比较教育专家许美德教授在她的《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一文中，对潘老先生家庭学术沙龙作了这样的描述。
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就成了学生们向往的精神家园。大家找个位子坐下来，学术、时事、生活，各类话题畅所欲言。伴着满室茶香，大家在先生的点拨下，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潘懋元说，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由发挥，改变课堂教学方式，这种思想自由碰撞出的火花，产生的智慧结晶是无法预估的。
从教79年，潘懋元的学生难以计数。每当硕士生、博士生入学，潘懋元的第一课，总要提及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勉励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鼓励学术争鸣，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意见，提倡学术沟通与学术平等。
在教学中，潘懋元摸索出一套“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法，促进研究生既系统地学习一门课程，又深入钻研某一课题。这一教学法连同其他的教学成果，2001年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是全国高等教育学领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今年5月，潘懋元率20余名师生远赴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开展实践调研活动。其间，还走访了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等三所院校，并就发展定位、办学理念、大学教师发展等重要问题作大会报告和讲座。自2000年以来，他每年都要带领一届博士生赴外地开展专题调研，这种调研已成为厦大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环节。
爱生如子，师生情浓。1999年，厦门遭遇特强台风，厦大校园一片狼藉。为了不耽误上课，当时已79岁的潘懋元赤着脚、着积水，一步步向教室走去。当他出现在教室门口，同学们都为之动容；一名来自农村的学生正在为住宿费发愁时，潘懋元悄悄替他垫上；一些家在外地的学生寒暑假回家时，总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潘懋元打来的电话，询问路上是否顺利……点滴之中，大爱存焉。
教育研究院教授张亚群当年读博士生时，不是潘懋元直接指导的学生，但当他请潘懋元指导毕业论文时，潘懋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知道先生看得多仔细，他把论文中的错别字都一个个挑了出来。”研究院副教授杨广云记得，1996年，有一次潘懋元在外地举行讲座，凌晨时胆囊炎突然犯了，被连夜送回厦门，结果胆囊切除；还有一次，他带学生外出调研时突然生病，一下飞机就被送到医院……“为了学生和事业，他从没顾及自己。”
“每学期结束，先生通常要花费三四个月时间完成课程作业的批改。粗粗估计，先生完成一学期作业批改需阅读近50万字。”在读博士生陈斌说，潘懋元会对每篇论文逐一评阅，包括文章的总体思路、逻辑框架、研究方法、立论观点、文字表达等各方面。此外，他还敏锐地挖掘出每名学生的优点和潜力，对论文的精辟见解和创新亮点给予肯定，对不足之处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
“学生既是我的教育对象，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与生活源泉。正是在同年轻的学生相处的日子里，才让我不觉‘老之已至’。”潘懋元在他的《九十感言》中说，“看到他们的成长进步，身为人师，我深感欣慰，因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为师者最大的乐事和至高的回报。”
风骨铮铮，言传身教立精神
“欲为学，先做人。”在同事和学生眼中，潘懋元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更是自己做人的航标和榜样。他常说：“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他一直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他的学生。
于校如此，于家也不例外。大女儿潘凯伦说，父亲少说教，而是自己做，让孩子看着学着。“由于母亲长期生病，实际上父亲担当着两个角色，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着四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父亲生活俭朴，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小儿子潘世建说。受父亲影响，老二潘世墨、老三潘世平都从事教育工作。
“我们也一样吃不饱，没书读，一样下放劳动，一样上山下乡到偏远农村，没有丝毫特别。”在几个孩子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替他们谋好处，“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父亲从不含糊。”
潘世墨从长汀乡下调回厦大，厦大印刷厂领导有意让他妻子到厂里工作，但潘懋元却反对，说萨本栋校长有个传统，不能夫妻两人同待在厦大。
1971年，潘世平在下乡时，潘懋元被调到云南昆明，一名同事出于好意，想把潘世平的户口弄到昆明去，这样就可以从农村回到父亲身边。可潘懋元得知后，打电报回来坚决不让办。
1973年，在厦门造船厂当学徒工的潘世建由于表现突出，厂里想安排他做其他工作，潘懋元却给厂长打电话，要他让潘世建干满三年学徒工。
“虽然我们姐弟四人现在都已超过了60岁，但父亲的一言一行始终影响着我们，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潘凯伦说。
在自家的阳台上，潘懋元摆了张桌子，桌子放一把放大镜，他常在这备课，反复地调整、修改教材。“教学几十年了，早就烂熟于心了，经验如此丰富的老先生还这么认真，让我们这群学生看到了他的责任心和治学精神。”厦门大学军事教研室副教授郑宏说，潘先生是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他研究民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专业教育，都是当今高等教育急需求解的问题。
潘懋元常说，厦大教育研究院在高等教育学科领域争做第一，却不做唯一。“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学只有厦门大学这一枝独秀的话，那我们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付诸东流了，那会是高等教育学的悲哀。”因此，他积极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全国各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去工作。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潘懋元的座右铭。“回顾自己的经历，前一句话我基本做到了，后一句话不敢说自己做到了，只能说是自己始终不渝的目标。”他说，“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那我选择的职业还是教师。”
□记者手记
学高身正堪为师
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择师而学，学而知之，就成为人类知识和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教而使人们彻底摆脱愚困俗鲁之境，踏上智慧与文明之途，就成为老师的一个重要目的。
潘先生从中学时代就立志成为一名教师，并以此为终生职业，坚持奋斗了数十年，那份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与追求，堪为爱岗敬业之表率。那份执着与热爱，使他淡泊名利，不计得失，积极进取，精益求精，使自己的人生进入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当潘先生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时，他仍然豪情满怀，神采奕奕。他常说，五十几岁六十岁才是人生智慧的成熟期，虽然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却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民做点事。如今已经94岁高龄的潘先生仍然在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每年还要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带领学生去进行社会调查，他全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在为他所热爱的事业奔忙。老当益壮，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永远值得所有人敬佩和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