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闽籍文人旅行与文化传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写照。晚明是中国旅游史上的繁盛时期，尤其是在文人之中，出于求学、游道、游伴、游观等不同目的的旅行也越来越多，因此晚明闽籍文人旅行炽盛。

福建名山众多，自然环境奇美，而且多有传说典故，是明代文人最乐于旅行之地。如太姥山，据王烈《蟠桃记》，相传是尧时老母在山羽化仙去，故称为“太母山”，汉武帝时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方改“母”为“姥”，山中有太姥墓，是福建名山。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居丧满限，返京之际，特意取道游历太姥山并寻到了太姥墓，在亲见后撰《太姥山记》道：“乃卒不知太姥何人？墓何代？尧耶？汉耶？未可知也。”谢肇淛对太姥山的旅行不只是为了游历赏景，他的旅行包含着文人对于传说、典故的探索和质疑精神，而这正是当时闽籍文人旅行的特点之一——怀思旅行。旅行不只是为了猎奇游历，文人旅行需不畏艰险之精神，通过亲身走访考证传说、典籍所载是否真实，探究真相才是明代文人旅行的意义所在。

明代闽籍文人还通过自己的旅行带动了新的名胜出现，叶向高（1559—1627年），曾为吏部尚书、大学士，后至内阁首辅。万历时叶向高归乡，游福庐山后，择此地为居，并倾力筹措资金，专注营造福庐奇景，其后当地名士继其志，经过多年营造，终成“钜丽甲于八闽”的福庐灵岩胜景，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和自然遗产。董应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闽县人，家在连江，他也曾开家乡的连江百洞山，后亦成连江名胜之地。闽籍文人最初以景而游，后又有以人造景之举，给后人留下新的旅行名胜，人与旅行形成了互促之态，这也是明代闽籍文人旅行的另一大特点。

明代考生是当时旅行的主要人群之一。闽籍文人作为读书人，绝大多数都参与过科举。在福建内，为会考赴福州，便有在福建旅行的机会，而那些赴京科考的文人则经江西、浙江、山东、北京等地，足迹遍布更广，见闻更多，交友更广。闽籍文人北上赴考被称为“北上春官”，他们应考之路十分艰辛，但也能体味南北之差异，亲见沿途的人文风景。这些考生作为一个极富文化底蕴的群体，自然留下了丰富的游记作品和诗词佳作。

例如张燮（1573—1640年），龙溪人，交友广泛，他曾九次北上春官不第，虽仕途不顺，但因每次往返约半载，让张燮有时机能结交海内朋友，见识听闻也日益丰富，加上他勤于写作，留下了数百卷的诗文、数十篇游记，其中更有中国海上交通史的重要著作《东西洋考》。张燮还曾纂有《山志》，此书是一部大型游记集，其中作者不限闽人，范围不限闽地，以将天下作家、天下游记编选载入为宗旨，可惜此书已佚。但张燮在收集这些游记时获得很多其他地区文人的支持，无疑促进了不同地区文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文化影响力不言而喻。

闽籍文人还借应考之机，结交志同道合之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曹学佺、陈荐夫、许光祚、张振藻等便在北京通州的潞河公署聚会，留下了诗文，赞颂了当时潞河繁荣热闹的景象。曹学佺与吴德符、陈惟秦还曾相约一起游览浙东的天台山，留下《适越记》。与友同游，以文相传，闽籍文人北上之旅不但是求取功名之旅，更是一次次走出闽地，远涉广阔山河，他们通过人与人的交流，扩大了闽地文化的影响力，也把其他地方的文化带入闽地之中，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小觑。

福建作为明代中国与琉球、日本交往的重要舞台，不乏闽籍文人及官员出访琉球的身影，明代册封琉球的使臣以福建人为主，如陈付（闽县人）、潘荣（龙溪县人）、谢杰（长乐人）等。谢杰（1535—1604年），万历时期出使琉球，因为不受琉球国的赠金，被琉球人敬佩不已，特意建却金亭以纪念，他所记的《使琉球录》《〈琉球录〉撮要补遗》《虔台倭纂》便记述了他在海外的见闻。从他的《水亭观龙舟》中，我们能看到琉球的划龙舟活动，也印证了中国文化对当时琉球的影响至深。而《虔台倭纂》中的《今倭记》记述了当时日本的政治情况等，让当时与日本在朝鲜作战的明王朝能够更了解日本真实的情况，是极具战略意义之作。明代出海扬帆的闽籍文人拓展了当时中国人对海外的认知，也让中国人的足迹遍布得更远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