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海洋文明交流互鉴论坛看福建海洋文明气质

12日，在2023中国海洋装备博览会福船集团展位，外国嘉宾在模型前了解“105米饱和潜水支援船”的技术特点。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东南网10月15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郑璜）闽在海中。闽人世代牧洋为田，向海讨食，早已将海洋品格刻入基因里，流到血脉中。从南岛语族向外扩散，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地处中国东南的福建在中华海洋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

13日，2023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分论坛——世界海洋文明交流互鉴论坛在福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文化研究者共聚“海上福州”，共探海洋文明的独特魅力，共赴人类和海洋的千古之约。而通过本次论坛，福建的海洋文明气质也为更多人所津津乐道。

以海为媒，万象交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席研究员焦天龙，在论坛上分享了一场远渡重洋的寻根之旅。

2010年7月，6名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后人，登上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启程，沿着先人的迁徙轨迹逆向而行，4个月间远航1.6万海里，抵达平潭壳丘头遗址。

在辽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不同岛屿上的原始土著说着约1200种语言。其中很多核心词汇出奇一致。这些原住民被称为南岛语族。他们从哪里来？这是最近一个世纪太平洋考古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将南岛语族的原乡指向中国东南沿海。

距今约6500年的平潭壳丘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南岛语族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焦天龙还原了南岛语族从这里走向海洋的路径：乘坐独木舟，通过星象辨别方向，借助季风和洋流，沿着“风之路”，经台湾岛向浩瀚的大洋扩散。

过去20多年间，焦天龙团队走遍闽侯昙石山、东山大帽山、霞浦黄瓜山等遗址。对这些遗迹的研究表明，傍海而居的福建先民，早在史前时代便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乘风破浪，穿洋越海。

沿着时间的轨迹，顺着大海的航向，我们可以看见一代又一代福建人搏击风浪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不同区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以大海为媒介，交流互鉴、互动互融。

福建省黄檗禅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白撞雨，讲述了370年前“一艘船运走一座山”的故事。

17世纪，来自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名僧隐元禅师，跨海东渡，在日本创建黄檗山万福寺。建筑样式、装饰色彩一律参照福清同名寺庙。在传播佛学经义的同时，他还带去了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在语言文学、书法绘画、医学医药、饮食茶道等领域，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场跨越4个世纪的文明交响，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重要文化纽带。

农业技术同样从海的这端，走向海的那头。

在中国稻作史上举足轻重的占城稻，便由越南经由海路进入福建。北宋年间，“不择地而生”的占城稻在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解决了彼时春旱之下的粮食危机，随之成为中国南方主导稻种。

“随着交通贸易与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福建与东南沿海农业技术交流日益频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教授宋超说，明清时期，福建养牛、养鱼、制糖、制茶等农业技术，深刻影响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花生、玉米、甘薯等农业品种从东南亚引入福建，进而传到全国，极大丰富了中国农业的形态与内涵。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余娜，从闽南传统建筑中品读海洋意识。在她看来，不管是受到西洋建筑启发的红砖厝，还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抑或是中西合璧的洋楼，都生动展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陆海交汇环境中，对社会发展、文化交融、生命发展的深远思考。

涨海声中，万国商来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格林威治港口的陆地上，静静停靠着一艘珍贵古帆船“卡蒂萨克号”。

这艘船一度是海上最快的船只之一。它是中国的常客，1871年还曾造访福州。船员们驾驭船只穿破巨浪，将中国茶——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运输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犹如现代中国人会期待每年的新茶上市，每当秋季来临，英国社会也会热议当年的武夷茶何时到来。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的竞速比赛。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馆卡蒂萨克馆馆长、策展人路易斯·马可法莱恩在论坛上回顾了这段历史。

小小一片茶叶，就这样成为东西方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并浸润了东西文明交流。这背后，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不断突破，最终推动了海上交通与海上贸易得到更大拓展，带动了以物产为载体的海洋文明交流。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赖正维，则讲述了海舟与中琉商贸500年的风雨。

明清时期，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通过琉球群岛使团、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中国册封使团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传入琉球，促进了琉球海外交通和中介贸易等发展。

史籍记载，琉球从中国携往海外诸国贸易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及纺织工艺品、瓷器、漆器等，而海外各国经琉球传输到中国的主要有胡椒、香料等。这种交流同样促进了福建造船工艺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繁荣。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黄裕端，将目光聚焦南洋闽商海上贸易史。

12世纪至13世纪，福建商人就积极前往东南亚的主要海港聚居及贸易。18世纪末，受宿主邦国政治动荡的影响，福建商人从主要海港迁徙到小海港，如槟城和瓜拉登嘉楼。“这些商人透过商业网络不仅把槟城和瓜拉登嘉楼变成转口贸易港，控制了主要贸易商品，还将这两个海港及其邻邦商城联结起来，打造成一个有机的贸易区域。”

山东社会科学院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秦树景指出，外销瓷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载体，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在欧洲更是催生了风靡一时的罗可可装饰艺术风。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而言，西方的绘画技艺、珐琅工艺，促成了珐琅彩、粉彩等全新瓷器装饰技法的产生，极大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的表现能力及风格面貌。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徐文鹏通过梳理南宋时期的典型沉船遗址资料，重点分析了沉船中的陶瓷器物组合情况，并结合化学成分分析，对部分沉船的产地进行精确判断。研究结果显示，福州港及其腹地的陶瓷生产，在南宋陶瓷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涨海声中，福建商帮赶海弄潮，海外商贾往来不断。海上商贸在互通有无中，带动各种物产在世界范围流动和传播，成为海洋文明交流互鉴鲜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