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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潮”到“武夷山下”

章武

《福建日报》迎来了七十华诞。作为一名读者兼作者，我与其相识相知也有六十年了，整整一个甲子！

在我记忆的迷宫里，有一扇门直通《福建日报》文艺副刊——包括“文革”前的“海潮”与“文革”后的“武夷山下”。只要轻轻推开这扇门，一位位可敬可亲的编辑，便从岁月深处含笑朝我走来。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们为我编发150多篇稿件（其中三分之一上了头条），并以良好的编辑素养与高尚的编风编德，为我树立了榜样。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我晚年美好的回忆。

忆“海潮”，涛声依旧

我第一次向“海潮”投稿，是1961年夏天，19岁，正在福建师院中文系读一年级。有一天，收到一封来自福建日报社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署名“施予”的编辑的亲笔信：“大作《及时雨》已拜收，近日即将刊发，盼今后继续赐稿。”云云。虽然，这只是寥寥几行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但对于初次踏上文学之路的我来说，却好比是第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整整一生。尤其是信中一些相当古雅的礼貌用语，这在当年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它体现一个编辑深厚的文化素养，也体现编者与作者之间一种完全平等的人际关系，这对于后来也从事文学编辑的我来说，更是一次启蒙教育。可惜，这位原名施宗白的已故老前辈，我此生竟无缘拜识。

当年，我直接交往的第一位编辑老师，是方友德。他曾骑自行车来学校看望我和庄东贤、陆昭环、陈瑞统等几位喜欢投稿的大学生，热情鼓励我们坚持课余写作。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些穷学生只能用一搪瓷牙杯白开水招待他。好在我们都年轻，好在君子之交淡如水，且细水长流，流淌一辈子。

1963年，我的短篇小说《山村清夜》在广州《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上发表，并荣获该报年度文学奖第二名。这在当年全国罕见文学评奖的情况下十分难得。我用奖金中的一部分，买书、买皮鞋，还请几位同学到街上饱餐一顿免交粮票的“钢板”（海带）和“无缝钢管”（空心菜）。不料，有人给福建日报社打了小报告，说我已经飘飘然了，还向人透露这篇小说原是《福建日报》的退稿。于是，报社文教部主任张铁民通知我前去谈话。我知道我这下闯祸了，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听说“张老铁”（报社的人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我更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好在他既严肃又和蔼，并没有批评我如何骄傲自满，而是诚恳地说：“你这篇小说，我们原来也想发，但考虑到你已经连发了好几篇，暂时压一压，能让你今后对自己要求更高些，写得更好些。更何况，你还年轻，太早出名没有好处。也许，我这句话你现在还不理解，等过五年十年以后，慢慢，你就会明白……”他的这席话，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无穷。果然，三年过后，“文革”爆发，当时在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的我，便因文招祸，受到大字报围攻。还好，有“张老铁”一席话垫底，我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总算有惊无险。然而，“海潮”消失了，全国文学杂志停刊了，我的文学梦彻底破灭。接着，大学也关门了，我举家下放南靖县山区，好在此后被借调到县报道组，这才与报社重新挂上钩。

有一次，报社“老总”林振夏来南靖调研，他约我为五斗山妇女耕山队写个长篇通讯。不久，我专程到福州送稿，并在报社招待所下榻。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福州，翌日一早，就回母校看望老师们去了，直到傍晚才兴尽而归，方知林老总派人派车找我老半天也没找到。我一听，急了，赶紧到总编室负荆请罪。好在灯还亮着，林老总不但没有责备我，还亲自为我沏茶，满脸笑容道：“稿子写得好，我也编好了，明天就见报，发一整个头版。只是最后一段，我改动了几句，想让你看看，这样改合适不合适？”受宠若惊的我，顿时目瞪口呆：一位老前辈，一位大领导，居然为这几行文字的小改动，兴师动众找我大半天，而我，只是基层报道组一名临时工而已！我想，这不仅仅是谦虚和谨慎，而是他对新闻事业高度负责的一种精神，一种习惯。

“武夷山下”采茶忙

1976年，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万象更新，文艺创作也空前活跃起来。不久，省报的文艺副刊得以恢复，并更名为“武夷山下”，其刊期之密，用稿量之大，好比九曲溪畔春茶飘香，一派丰收景象。1978年，我调入《福建文学》，白天用红墨水编别人的作品，晚上用蓝墨水写自己的文章，因此，也就成为“武夷山下”的常客。当年，与我交往最多的编辑是林爱枝、王国力和王振源。林爱枝负责文艺评论专版，我经常协助她组稿，对新时期以来我省风起云涌的作家作品进行及时的推介和中肯的评价，在读者中广受瞩目。王国力负责散文，编发了我的许多作品。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嘴角上老挂着一丝谦和的微笑。他虽是资深编辑，但对作者十分尊重，拙作凡需删改处，他总会提前征求意见。与王国力性格相反，王振源则心直口快，对稿件的取舍，对文章的删改，总是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倒也干净利索。1991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省文联派出以许怀中为团长的作家采风团赴闽西老区，王振源以编辑、记者和作家的三重身份加盟，并在途中向每位团友当面命题作文，于是，采风一结束，他就为“武夷山下”带回一整版业已编就的稿件，其效率之高，不能不让人钦佩。当时，报社文艺处处长是黄敬林，他的一大长处，是能与时俱进，为“武夷山下”策划好新版面、新栏目。比如，眼看全国文坛掀起随笔热，他就点名要我和诗人蒋夷牧、评论家颜纯钧三人共同开辟《三色堇》随笔专栏，每周一文，历时一年。当然，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挑战，因为既为专栏，就要连续不断地写下去。正巧，我住院开刀没几天，轮我交稿的期限就到了，怎么办？我想，不妨就写写病中的感受吧！于是，边挂瓶边写出《病的快乐》。没想到，这篇把病中“忍受”化为“享受”的文章，受到许多病人及医生护士的好评，后被《健康报》转载，收入全国医疗卫生中专学校的语文教材。

退而不休，初心不改再出发

时光如水。不知不觉间，老编辑一个个退休了，年轻编辑一个个挑起了大梁。在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里，“武夷山下”常和我联系的都是年轻编辑，他们总是很客气地称我老师。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我应约写了篇《苍山如海》寄去，编辑立马回电：“章武老师，稿件收到了，谢谢，这几天手头正忙，等星期天，我会用电脑打印出来处理，请放心。”这一句话，使我如梦方醒，大感羞愧。原来，我这个不会使用电脑的笨家伙，给人家添加多大的麻烦！于是，我痛下决心，务必要“换笔”成功。感谢这一句话，终于促使我成为新网民，迎来文字生涯的“人生第二春”。2002年，我正式退休，回归书斋，不改初心，专心写作。比如有一年夏天，我外孙女从国外回来，我随口告诉一位编辑，最近不写文章了，全心全意当外公。她一听，眼睛一亮：那就写写你当外公的体验吧！于是，我才有了后来被全国多家书刊转载的《妞妞教我当外公》。又有一次，在讨论一本报告文学书稿时，我十分怀念徐迟及其《哥德巴赫猜想》。她又递来一张条子：你刚才的发言触及思想解放问题，正是我们所急需的，请写下来好吗！于是，我又有了一篇《从“猜想”到“梦想”》的获奖文章。正因为编辑们善于出题目，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一批老同志，都成为副刊的忠实作者。而我本人，虽然如今老病缠身，寸步难行，但偶有新作，首先想投的，还是“武夷山下”。不为别的，只为这长达60年的交情，毕竟，人生只有一次60年！

（作者系福建省文联书记处原书记、省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