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古厝：对“完美”的极致追求

    五店市传统街区位于晋江市老青阳核心区，现今占地面积126亩（规划面积252亩），有130多栋横亘数百年的历史风貌建筑，成为当地“老年人觉得怀旧，年轻人觉得时尚，华侨觉得很乡土，外地人觉得很闽南”的文化旅游新地标。

福建境内现存的古村落，依族谱记载，最早的可追溯到两晋时期。历经千年嬗变，屡兴、屡修、屡废，绝大部分古村落的现有格局，都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作为福建北部地区（闽江干流以北的闽北、闽东地区）古村落的主体，住民基本上都是由外地迁入的。其祖先世居中原，大多在唐末或南宋时从浙江或江西入闽，少数二迁、多数三迁或三迁以上才到达现住地。

历史上福建北部居民的迁移路线大致为，先迁浙南、赣东北等周边地区，再迁福州、福安、建瓯等交通便利处，最后迁到现住地开基。这一迁居路线，反映了祖先们对居住点完美性的不懈追求，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福建古民居聚落形态及民居结构多样性与融合性的形成过程——有的移民已在福建周边的浙、赣、皖等地居住了多年，因此转而入闽之后的聚居点，一方面要与当地的居住环境相融合，另一方面又必然折射出他们漫长移居过程中的经历取舍，使村落的构成要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古村落的“不确定性”

福建北部地区虽是北方汉民入闽最先到达并最早开发的地区，但由于山高林密、峡深水急等地理条件的制约，除了闽江上游主要支流之外，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生产及生活条件比较恶劣。因此，从北方移居来的汉民，在福建北部往往只是短暂的停留，就又向闽江下游及沿海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优良的区域转徙，使得这一地区的汉民迁徙呈现出流动性比较大、迁入迁出比较频繁的特点，其定居的稳固性大大不如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一带的汉民。

但是到了明清两代，由于沿海平原地区的开发已呈饱和状态，平原与沿海的外迁居民只好再次进入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北部山区谋生，长久定居，形成了保存至今、数量众多的明清古村落。同时，由于这些村落基本上都是在移民的基础上兴起的，其发展较多地受到河流、山系等早期交通要素的影响，使河谷平原民居与山地丘陵民居，以及同一流域民居之间存在较多发展上的延续性与可比性。

调查中发现的古村落，其基本格局都是在明清时期形成或最终完善的。明清时期的中国南方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已经完全形成并得到巩固。这种宗法制度和道德观念，对村落的形成、民居的平面布局、房间构成和规模大小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影响村落布局和民居建筑的，还有当时盛行的风水观念，如天人合一、遵循自然、因地制宜等，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古村落营建中的重要指导思想。村落择址时，依山傍水、可耕可居等实用原则是最优先的考虑。

一般而言，在依山临水这一古村落共有目标之下，由于地理因素的制约，每个村落在形成过程中对山、水的追求又各有侧重，其最终形成的格局也不尽相同。从调查材料看，福建北部古村落的周边地形，以山、水区分，大致可以归纳为冠带水形、二水相交形、一字临河形、盆地形、谷地形、山地形六类。

风水学认为水能聚气，故河流的弯曲之处是古村落的首选之地。冠带水形这类村落，多处于冠带形河水的凹曲之处，三面界临大河，背山面水，山水相依，既获交通之便，又具安全防御之功。此类村落因为地理位置较佳，所以村落的形成历史一般较早，且交通便利，商贸相对较为发达。村落的规模较大，村中水系、街巷等规划较好。各姓祠堂是村中的主要公共建筑物，并在水尾、码头、路口、街口等处布置各类宫庙、坊亭。

山地形村落位于群山丛中，建筑依山坡而建，或居于山坳中，平地极少，耕地以坡地为主，占地面积较小。村落形成时间相对较短，多为避世迁居型，村民以单姓宗族为主。村落一般沿坡地随地形展开，进深较短，但建筑高低有致，层次丰富生动。村落营建中对防御功能、风水理念尤为重视，有的村周建有围墙，多数在村头、村尾处设立寨门，或在村内高地上建立炮楼；祠堂建在村子的核心位置，水口处一般都建有桥梁及宫庙，水口景观十分丰富，蕴含着强烈的风水意识。

有的村落的地理形势和格局较为复杂，或兼具二种类型之内涵，并不能完全清晰地归入某一类中，而这些不确定性，也正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自发发展、系统完善的福建北部古村落的最大特点之一。

图①

图②

   福建古民居因地制宜，如位于南靖县梅林镇的和贵楼（建于清代），是一座建在沼泽地上的土楼（图①）。泉州蟳埔蚝厝（图②），则以海蛎为主要建材。陈文波摄

古民居的“随意性”

历史上，官式建筑都有一套程式化的规章制度和做法，也就有一定的法式可循，但民居建筑却可以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挥，可以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习俗爱好以及建造者的经济水平、当地材料等特点，因地因材施造。因此，古民居在真实地体现大众性、经济性、现实性的同时，其结构与建造也就必然地带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性、时间性与较大程度上的随意性。

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福建西北面高耸绵亘的武夷山脉，使福建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福建境内河流众多，依河流发育出的有着良好生态环境的盆地或小平原，成为北方汉人入闽后定居繁衍的主要栖居地。这些栖居地之间，因为山脉的阻隔，交通比较困难，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小经济区域，培植出不同流域间村落聚居的不同风格。福建的民居体系从总体风貌区分，可以划分为红砖、灰砖二大区系，其中红砖区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灰砖区则包括闽北、闽东、闽中及闽西的大部分地区，区系内不同区域的村落及建筑形式又各具特色，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福建北部地区有相当数量保存较好的古民居，通过族谱、牌匾、题刻及屋主记忆等，多数可以确认其建造的大致年代，其中绝大部分属清嘉庆以后，少部分可早到清早期或明末。从目前收集的材料看，福建北部地区的古民居可以分成明晚至清早期、清中期、清后期至民国三个阶段。由于清后期至民国的古民居与清中期的古民居相比，差异大多只是体现在建筑材料、装饰装修、建筑类型等方面，故以建筑的演变特征为主，将福建北部地区古民居又可统分为前、后二段，即前段为明晚期至清早期，后段为清中期至民国。

前、后二段古民居的主要区别，大致归纳为：明晚期至清早期的古民居建筑，实用性较高，风格相对简朴。正座的明间较为开敞。明间前廊位置在较早时期使用一对较粗的廊柱，并减去二根前金柱，上部抬梁式；较晚时期则不再使用廊柱，减柱与抬梁之手法常见。建筑除抬梁部分阴刻花纹或有造型外，较少雕刻。内部一般只做一层；木构件用材较大，斗多方形，栱材断面尺寸在8厘米左右。

清中期至民国的古民居建筑，装饰性有明显加强，在门面、挑檐、替木、梁枋，以及墙头、隔堵、门窗、柱础等处遍施雕刻，正座前廊多为轩顶，尤具可观性。减柱手法基本不用，穿斗式构架，弯枋常见，使梁架间的勾连更显紧密。内部做二或三层的增多，木构件用材较小，斗多花形，栱材断面尺寸在6厘米至7厘米间。

一山分出“三大类”

在《中国民居建筑》一书中，将汉族地区民居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区域，北方民居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南方民居以民系来划分，分为越海、闽海、广府、湘赣、客家五个民系。福建北部地区的古民居，大致可以归入闽海民系中的闽东民居和闽北民居，属中庭式民居基本类型及其组合体形式，但具体到各个不同地区古村落中的民居，又形态各异、手法多样。

从建筑规模上区分，福建北部地区的古民居有大型（组合型）、中型（前后多进型）、小型（基本型）及贫困型（简化型）四类，其中以中、小型民居最具特点和演化特征。以陡峻的南北向鹫峰山脉西坡为界线，福建北部地区古民居又可分为东部民居、西部民居、中部山地民居三大类型。界线以西的西部类型接近于徽派民居，山墙以分段迭落式为主，墙体砖多土少，装饰重在砖雕；鹫峰山脉东坡以东的东部类型与福州地区的民居建筑大致相同，山墙以曲线形为主，墙体土多砖少，装饰重在木雕；位于宽缓的鹫峰山脉东坡上的中部山地类型，民居建筑以楼居为主要形式，其风格与东部类型相近，并可与浙南山地民居、闽中山地民居等逐渐过渡。

例如，东部大致指鹫峰山脉以东的宁德县、市（区），主要有蕉城区、福安、霞浦、寿宁、柘荣。此类民居一般用土筑矮墙围护，清水木构架；讲究的用夯土砌筑风火山墙，石砌墙基，少数也有用实心砖砌墙体；山墙多为曲线（帽形或鞍形）或人字形，前后纵列式。平面多为带门楼或门厅的二至三进合院式，一正二侧布局。普遍使用石柱础，神位供于正座太师壁前案桌上，或明间左右甬门的上方。民居中雕刻较少，做法简洁。大院中的雕饰多集中在正厝前廊的木制轩顶、挑檐、垂莲、花替上。

需要指出的是，地处宁德东北部的福鼎，以及与福鼎、浙江毗邻的柘荣北部、寿宁西部等地方的民居建筑，其风格却与上述东部民居的建筑风格迥异，而更接近于浙江民居。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圆形月梁常见，木、石构件等雕饰精细，尤其轩廊及挑檐部位的装饰更显繁缛；檐柱部位装饰的牛腿构件，在福建北部地区不见，却是浙派民居建筑中最重要的构件之一。

中部为介于东、西部民居间的山地民居，以周宁、古田、屏南等地民居为主，建筑内格与东部民居接近，但外部造型更显丰富，墙头起翘张扬，室内如照壁、门窗、柱头等处装饰较多，强调色彩的对比，民居内部好用楼居。此外，山地民居对安全防护极为重视，建筑内外的防御设施均相当完备。

福建境内数量众多的古村落，既是悠久历史传承的载体，也是深厚人文积淀的反映，成为当今乡土社会中最显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审视、体味。(楼建龙)

（作者为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